大公國際評級集團董事長、中國財富研究院研究員關建中表示，從專業角度來看，穆迪下調中國評級沒有太大的價值，因為評級標準錯了，評級結果也必然是錯的。
關建中對國際評級問題的研究已經超過20年，他表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自己和團隊就對導致這個危機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的理論研究分析。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其實2008年這個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一個世界性的評級危機。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現在各方對債權債務關系的構建對于評級的依賴是非常大的，或者說評級已經成為了整個國家乃至全球信用體系的一個主導者。
“然而，穆迪也好，標普也好，西方的三家評級機構它們的評級標準錯了，這就完全失去了評級的價值，這說明它們沒有這種預警能力。”
回到此次穆迪調降中國評級，關建中稱在2016年之前，穆迪、惠譽和標普對中國的評級都是A+；2016年的7月11號大公發布了全球的一個新型的國際評級標準，即國家主權的評級標準，同時也發布了50個國家的評級結構，跟穆迪和標普還有惠譽的主權評級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自此以后，西方評級機構應該是做了兩個舉措：一個就是標普和穆迪提升了中國的信用級別，從A+提升到Aa-；第二個就是在大公給西方發達國家降級之后，他們也隨之大幅度降級。
關建中說，西方的評級標準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標準，各方應該從這個視角來考慮問題。它們對美國的主權級別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給予很高的評級，但是全世界都知道美國在全球是最大的債務國，從中央政府來說它也是負債最大的。從美國中央政府的債務償還能力來看它的償還來源和它的債務負擔，顯然是沒有償還能力支撐的，這怎么能獲得Aaaa級別的評級？
關建中表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它對中國主權的級別又為什么長期低于美國中央政府的級別呢？并且隨意的調降中國主權的信用級別。這說明它們對美國主權評級的標準與對中國的主權評級標準是不一樣的。
他說，大公國際團隊也研究過美國的主權評級標準，其評級標準其實也很簡單，主要有五個構成元素。第一，它強調的是國家的政治排序，這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特別強調它的重要性。第二，對國家經濟實力的排序是按人均GDP來比較，就這兩點來說它的評級跟中央政府的債務償還能力是沒有關系的。第三，它更加強調中央政府借新還舊的能力。第四，它強調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也作為一個標準。第五，它看是不是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的權力，因為在它的評級標準寫得很清楚，美國永遠不會違約，因為它償還不了債務的時候，可以通過用美元來還債。這個其實是很荒謬的，通過印鈔來還債是一種沒有償債能力的表現，但卻被明白無誤的作為主權評級的標準。這就說明這個標準本身是失敗的，所以它的評級結果必然也沒有什么權威性。特別是經過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后，再一次驗證了它的標準是錯誤的，評級結果也是錯誤的。
關建中表示，穆迪此次給中國下調評級也不能讓人信服，它無法扮演一個公平的、承擔國際評級責任的這樣一種決策功能。從中美兩個經濟體中央政府的評級結果來說，就已經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
此外，關建中強調，通過這次穆迪給中國下調級別，各方應該做一些更深層次的思考。2008年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整個全球對西方評級機構是口誅筆伐，高度一致地認為西方的評級是有問題的。但是，這個危機過去將近10年了，各方現在似乎也沒有太接受西方這個錯誤評級導致全球金融災難這樣一個教訓，沒有什么行動，沒有什么措施，盡管大公在這方面做了極大的努力。當今世界經濟已經是一個全球的信用經濟，它是高度依賴全球的債務鏈形成的社會流動體系。那么這個評級本身它應該是現在世界經濟的一個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構成。從這個視角來看，各方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把正確的評級納入到世界經濟治理體系中，應該確立它的重要地位。不應該再依賴已經被實踐證明的這種錯誤的評級，再來扮演一個分配國際信用資源的角色，使得國際的信用資源流向的不是有價值創造能力的經濟體，而是高度依賴負債形成國家消費能力的一些經濟體。這是導致整個世界經濟不能夠復蘇，或者是更加糟糕的一個根源。
關建中呼吁，各方應該從這個角度再次審視這種評級體系是不是應該加快改革，應該共同構建一個新型的國際評級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