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365（www.hand93.com）訊：2019年春節過后，北京罕見地持續下了幾場雪。這究竟要給中美貿易戰的緊張談判一個好兆頭呢，還是給《流浪地球》引發的熱議降降溫，讓我們更冷靜地看待中國要面對的世界？

在國慶70周年之際，中美貿易戰和《流浪地球》不期而遇，讓人們想到的不僅是中國科幻電影工業追趕美國以及面對好萊塢電影的文化自信問題，而且是在中美科技競爭乃至發展道路競爭的大背景下，科技發展給人類文明帶來怎樣命運的哲學問題。究竟是科技主宰文明，還是文明馴服科技？當地球環境遭破壞，究竟是拋棄地球、殖民新的星球，還是帶著地球在太空中流浪？地理空間、科技、現代化道路與文明秩序之間有著怎樣的復雜關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無疑會讓人想到施米特，尤其是他關于地理空間與文明秩序的思考。

一

從地理學角度看，“地球”上三分之二以上是海洋，三分之一才是土地，因此應稱為“水球”或“洋球”而非“地球”。我們稱之為“地球”本身就包含了文明的意味，即人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動物，文明誕生于大地。大地原本就是我們生命體驗和生存意義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中國人才將“天人合一”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柏拉圖《理想國》也試圖用哲學方式來證明一個古老的腓尼基神話，人類是“大地母親”所生，原本親如兄弟，理想城邦就應當如同家庭一樣相互關愛、同生共死。

然而，地理大發現恰恰給了人類一種不同于陸地生活的海洋生活體驗。正是在陸地與海洋的不同地理空間產生出兩種文明圖景：海洋—貿易的西方文明與土地—農耕的東方文明。用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話說，哥倫布航海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此前的人類歷史屬于亞洲主導的陸地時代，此后的歷史是歐洲主導的海洋時代。

“哥倫布時代”是歐洲人共同推進的，若從羅馬—基督教帝國角度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和德意志這些民族類似于中國的中原諸夏，乃是文明的正統。而不幸的是，在這場類似中國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的殘酷競爭中，處于歐洲文明邊緣蠻荒之地的英國成為世界帝國。這就給歐洲思想家帶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么全球競爭中西方戰勝曾經占優勢的東方？西方內部為什么處于文明邊緣地帶的英國會最終勝出？這些問題無疑是我們理解西方現代性思想的鑰匙。

面對這個根本性問題，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回答。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主流回答是與古典歷史徹底決裂的現代思想的興起，這就是英法所開辟的自由人權、市場經濟和主權憲制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到了十九世紀，德意志崛起不僅在政治上挑戰英法在歐洲的霸權，更在思想上挑戰英法的現代化老路。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起以及由此展開關于“文化”與“文明”的辯論就在于強調英法開辟的現代化老路所塑造的現代“文明”走向了技術理性主宰的“異化”道路，而德國崛起要開辟的現代化新路，就是要將人從技術異化中解放出來，重新置于“文化”所建構的存在世界。在麥金德看來，德國與英法的兩條現代化道路實際上是陸地道路與海洋道路的分歧，最終是由英法和德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空間決定的。

事實上，在整個十九世紀，大陸與海洋成為整個歐洲思想家、公共輿論思考政治問題的基本分野，由此形成了潛在的地理決定論：唯有海洋帝國才能邁向現代商業貿易的現代化道路。于是，整個十九世紀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展開的地緣政治“大博弈”（the Great Game）被形象地描述為“鯨”與“熊”之間的搏斗。野心勃勃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放棄了俾斯麥長期經營的大陸帝國路線，轉向海洋帝國路線，從而引發與大英帝國的必然沖突，兩次世界大戰也由此展開。

二

施米特深深地卷入到對德國崛起探尋新的現代化道路和人類命運的思考中。在“二戰”德國顯示出失敗跡象時，他已經開始寫作《大地的法》。這本著作乃是一曲歐洲文明的挽歌，描寫歐洲文明秩序幾百年的興衰。而歐洲文明的興衰與英國有著直接的關聯，為此他又寫了《陸地與海洋》的小冊子，和《大地的法》一道在反思歐洲文明的衰落。

《大地的法》實際上有與麥金德對話的味道。麥金德秉持一種現實主義政治的立場，將地理、科技、政治、經濟和文化統統化約為支配人類活動的“力”。人類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乃是“力”的競爭，地理就是作為這種“力”的一部分加入到這種競爭中的。

然而，施米特在《陸地與海洋》中借助回答“大英帝國為什么會崛起”來反駁這種地理決定論。在他看來，地理大發現的意義并非在于地理空間的變化，而是法秩序的變化。因為地理大發現已經被有效地納入到基督教帝國的法秩序中，1493年的教皇子午線就是天主教會作為最高權威機構裁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爭奪殖民地的領土糾紛，并將全球新發現的土地在兩個天主教國家之間進行平分。西班牙和葡萄牙早期殖民帝國正是借助這個基督教帝國的法秩序來排斥后來荷蘭和英國對新發現的領土要求。加勒比海盜之所以“非法”就是違反了基督教帝國的法秩序。

這樣，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英國面前：是認可國際法秩序，還是挑戰國際法秩序？選擇前者就必須要尋求羅馬教皇的庇護；選擇后者就意味著在政治上挑戰羅馬教皇權威，在精神上挑戰天主教所代表的歐洲普適價值。

正是在這場嚴肅的政治斗爭中，英國人決定挑戰歐洲天主教主導的國際法秩序及其普適價值觀。這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起源，荷蘭、英國等這些新興海洋國家在挑戰羅馬教皇權威的過程中必然轉向支持新教。因此，在施米特眼中，重要的不是地理，而是法權，奠定法秩序需要立法者的政治決斷。

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的根本不是宗教問題，而是領土和法權問題，是天主教與新教爭奪全球的立法權。

因此，英國崛起過程中始終存在天主教普適價值派與新教本土獨立派的斗爭。這兩條路線的斗爭在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的歲月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謀殺、動亂、戰爭和斷頭臺成為這個時期的關鍵詞。最終由于伊麗莎白女王的政治決斷，使得英國的本土獨立派戰勝了普適價值派，開辟了大英帝國的崛起之路。而“光榮革命”不過是新教集團成功地打退天主教勢力在英國復辟的可能性。

因此，在施米特看來，英國崛起的根源不在于地理，而在于政治決斷和精神力量。德國的漢莎同盟一度壟斷北歐海上貿易，德國又是宗教改革的故鄉，然而路德宗教是一種充滿妥協性的宗教。

在耶穌會士與加爾文分子就空間革命的立法權和話語權展開你死我活的敵對斗爭時，德國新教階層竟然與羅馬教皇結成政治同盟，變成舊秩序的捍衛者。這個政治決斷導致德國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成為追隨英法的“尾隨者”。

不少德國思想家都為此痛心疾首并繼而探索德國精英階層這種保守的政治舉動的深層原因。馬克思和韋伯都認為封建容克地主階層阻礙了資本主義在德國的發展。

而在施米特看來，路德新教集團的保守性就在于固守封建領土的“小國寡民的狹隘眼界”，而缺乏空間革命帶來的海洋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