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市場出清的過程，經濟增長靠刺激，問題永遠解決不了。”6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主辦的2017年中期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發表了對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觀點。
徐忠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還沒有進入一個新的周期。在人口紅利、外部環境等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逐漸消失，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情況下，要想保持經濟增長，應該進行市場出清。經濟增長需要市場出清的過程，不能靠刺激。
以下是徐忠發言實錄：
關于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我主要談兩個問題。一是我們怎么看中國經濟什么時候才能進入一個新的周期呢？拐點在哪里？這可能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如果高杠桿率、生產率下降，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是縮小的。大家知道中國目前面臨的情況是，我們從前的人口紅利，外部環境等外來的改革紅利已經消失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來源于哪里？我前一段時間發表文章就講過市場周期與經濟增長動力改革，現在全要素生產率已經下降了，如果仍然要保持過高的增長，那方法就只有刺激，只有地方政府加杠桿，只有貨幣寬松，只有產生更多的泡沫，老百姓的財富能力下降。我想說的是其實很多人誤讀了凱恩斯的政策，凱恩斯的政策是只有在危機的時候，應該是一個短期的政策，而我們現在把這種刺激性的政策長期化，沒有像哈耶克講的那樣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那些高杠桿的、那些僵尸企業為什么出不去？沒有一個市場出清的過程，經濟增長靠這種刺激，問題永遠解決不了，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跟第一個問題也有關系，那就是我們要重視中央跟地方的財務管理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大家都知道，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我們原來靠出口，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是正的，現在已經變成負的或者零，我們的消費增長貢獻率逐步的上升，但是投資的貢獻遠遠高于消費，投資的增速對增長波動的影響反而增強了。投資機構，隨著制造業投資的持續下降，與央地關系十分明顯的基建房地產投資已經成為經濟波動的決定性因素。我們更多的還是依靠房地產和基建，這跟地方政府的財政直接關系，所以央地財政關系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
在這個時點上講這個問題因為我看了兩個文件：2017年5月財政部發布了《關于進一步的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規定》，第二是《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性的行為》，對政府投資基金，PPP、政府購買服務違法違規融資行為進行全覆蓋，地方政府去杠桿以及規范融資行為。這樣的兩個文件影響不可低估，它實際上確定了短期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的因素。
回顧中央與地方的稅制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由于分稅制的實施，導致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財政，成立融資平臺在預算外舉債，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循環，形成了財政問題金融化和財政風險金融化的現象。
中央政府出臺政策約束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怎么讓制度有彈性，反映各個地方的經濟水平。有的地方債務風險明顯的應該限制，但是有的地方有一定的加杠桿的空間，而且它有這樣的能力做一些事情。在整個的過程中，穩增長和去杠桿動態平衡必須保證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我們要淡化GDP的目標，同時要建立一套機制防止地方政府亂作為，我們要建立一級稅收權一級舉債權，地方政府的財政要獨立，要放松中央政府對債務額度的行政因素，徹底打開地方政府規范融資的正門。
另外我們要避免一放就亂，就要完善治理體系提高債務信息的透明度，要發揮地方人大的作用，由地方人大決定，對地方政府預算管理形成約束，所謂的政府破產僅僅是財政破產，而不是政府職能的破產，地方政府的破壞對政府的約束而不是對居民的懲罰。同時我們要借鑒財政聯邦式加快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制度，具體的我不講了，只有在完善中央跟地方的財政關系，給予地方政府的稅政權，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支出的匹配度，才能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才能解決地方政府金融和財政的交叉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