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寧講的非共識，是個微妙得多的概念，是在原來社會的共識里面，突然跟大家有了不一樣的想法。那個瞬間有點像孩子離開母體、分娩降生那一刻。孩子的感受是，這一刻受到了母親的排斥，來到孤獨的、寒冷的世界，他感受到的這種壓力，壓得他要大聲啼哭。但很快，他就會被母親擁入懷抱。所以，這是兩個過程完整地、連續地被接在了一起。從被排斥到被承認，從脫離共識到再造共識。整個過程，才叫非共識。
這好像是在講一個陌生的詞。但其實，各行各業都在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話詮釋這個非共識時刻。
比如，投資人張磊就說過一個詞，叫“傻瓜窗口”。什么意思？就是在某一段時間里，大家覺得你的商業模式非常不靠譜，非常傻。這就對了呀。在別人看不起、看不懂、覺得你不靠譜的這段時間，你有機會積累用戶、試錯，并且創造出一定的壁壘。緊接著，有人認可了。這段時間叫“傻瓜窗口”。
政治家羅斯福也有一句話：“你一心想領導人們前進，回頭一看，跟著的人卻一個都沒有，真可怕呀。”偉大的政治家從來如此。從自己提出一個主張，發現沒人跟這個可怕的時刻，到眾多的人追隨，你成了領袖的這個時刻。這段時間窗口，也是非共識。
我們這一代人提起創新總覺得特別高大上，或巧妙新奇，或震古爍今，一旦出現，大家恍然大悟，瘋狂鼓掌。但是在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么？創新者往往承擔了超出想象的壓力。梁寧之所以說創新過程是一個“非共識”的過程，是想強調，穿破當下共識難，承擔當下共識的壓力更難。
今年我經常跟人談起印刷術。印刷術是中國人發明的，我們很自豪，在木板上刻字、刷上油墨、蓋上紙，不復雜。但是這事不能細想。
中國人至少在漢代就已經有了一項傳統，把經書刻在石碑上，刷上墨水，拿紙把它拓下來，把經書復印走。那你說這和印刷術有什么區別呢？你要非要說區別的話，它跟印刷的區別，就是一個豎著放的板，和一個橫著放的板，就這么點區別。捅穿這么一層窗戶紙，用了400年。
從漢代到唐代，漫長的400年啊。我們老祖先在干什么啊？他們腦筋怎么就這么慢，怎么就捅不破這層窗戶紙呢？
再一深想更可怕，中國人在幾千年前就會刻印章了。印章不也就是在木頭或者石頭上刻好字、刷上油墨、蓋在紙上、把字復印出去的技術嗎？它和雕版印刷的區別好像也不大，一個是紙在上面，一個是紙在下面。為什么從印章到雕版印刷術居然花了好幾千年？
是我們中國人笨嗎？不，就這還是中國人老祖宗先發明的呢。就隔著一層窗戶紙，幾千年都盼不來那一線劃過它的光明。你就說，創新難不難？
所以我們必須要回到創新的現場，才能觀察創新。才能感受到那種真實的艱難，和突破之后的震撼。每一項創新，在它誕生的那一瞬間，都好像是突然點亮了一盞燈，照亮了長夜。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創新層出不窮的時代。每天都有好多創新，不是說創新容易，只不過這樣的點燈時刻變得越來越多而已。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明朗的白晝，其實是由無數盞這樣的燈彼此輝映而成的。
就在我自己這短短幾年的創業歷史上，其實就感受過好幾個這樣的時刻。
2
就在我自己這短短幾年的創業歷史上，其實就感受過好幾個這樣的時刻。
給你舉個例子：
2015年8月，我們公司想做個新產品，拉了個群。我把自己的好多設想，關于這個產品的很多描述，在里面說了又說、講了又講，但是包括我在內，所有人都是懵的，因為我們并不知道這個東西最終做出來是什么。
我們只好取了一個群名，叫“音頻怪物產品群”。“音頻”這兩個字，是我們當時唯一想清楚的東西，但是“怪物”這兩個字，才能表達我們當時所有同事對它的感受。
三個月后，2015年11月，這個產品上線了。那就是你們都知道的得到App。
幾年之后，當得到App被市場初步認可之后，我知道了兩件事：
第一，一個創新的想法，在它冒頭的那一刻，連親爹親媽都覺得它是個怪物；
第二，如果它后來不被社會接受，它就真的是個怪物。
這兩個邏輯結合起來理解，才是梁寧說的“非共識”。
英國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亞當斯，也就是《銀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他有個說法，叫“科技三定律”：
“任何在我出生時已經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來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歲之間誕生的科技，都是將會改變世界的革命性產物。任何在我35歲之后誕生的科技，都是違反自然規律，要遭天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