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輪牛市底部和頂部交易特征
綜合五輪牛市，每輪行情的起點處，A股情緒往往都處在極度低迷狀態，估值和換手率位于歷史相對低位；當A股從低迷到火熱、逐步走向頂部時，估值和換手率都來到了階段高點，頂部的估值和換手率接近底部的2～3倍（見表1所示）。
注：換手率為底部和頂部前20天日均換手率，PE為底部和頂部當日數據，分位數為1995年以來分位數，數值越大表明所處歷史水平越低；1995年前市場數據波動較大，不具備太多參考意義。
以第一輪牛市的第二波上漲（1992.11～1993.2）為例：1）市盈率方面，1992年5月1日至5月20日，上證綜指平均市盈率達到257x，5月25日達到峰值502.7x，隨后市場逐級回落，至11月17日，上證綜指市盈率僅為54.77x，即當時最低點，近乎于頂點的十分之一。第二波上漲開啟后，1993年2月上證綜指估值回升至200倍以上（見圖1所示）。2）換手率方面，上證綜指在11月第一周的日均換手率降至11.1%，為峰值時的五分之一。新股上市以及第二波市場上漲促使市場換手率重新回到50%以上（見圖2所示）。
啟動和見頂的催化事件
五輪大牛市啟動前，市場大都處于極端低迷狀態，事件的催化成為市場向上的拐點；五輪牛市見頂時，市場的估值和交易熱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時任何負面事件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融資政策、資本市場政策、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曾先后成為過去五輪牛市啟動和見頂的標志。
1）融資政策：過量融資抽血效應明顯，暫停IPO監管利好市場回暖。
IPO是過去影響市場資金供需的重要變量，監管層不斷在投資和融資兩端做平衡。過量融資是牛市頂部下行壓力的重要來源，例如1993年滬深兩市快速擴容，稀釋了市場個股交易量；2007年牛市以“兩桶油”為代表的“巨無霸”紛紛上市，致使藍籌泡沫破裂；2015年中國核電、國泰君安巨量IPO，凍結4萬億資金（參見表1）。
當市場快速下跌時，監管層可能將暫停IPO作為維穩工具之一，例如2008～2009年牛市，暫停IPO成為市場快速反彈的催化劑之一；另外，2014年牛市，再融資、重組、減持政策放松促成一二級市場“套利”，成為中小創并購行情的助推器。
2）資本市場政策：資本市場政策調整和改革成為市場調控工具。
資本市場政策調整一方面源于資本市場不斷發展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場調控的工具之一。資本市場深化改革成為牛市開啟的重要信號。例如1999年，推動證券市場發展的六點意見，促進第二輪牛市開啟；2005年4月證監會發布《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股改試點啟動，是資本市場第三輪牛市的開端。
資本市場監管的加強以及交易費用上調，則會降低市場熱度，致使牛市見頂，例如2015年證監會要求證券公司對外部接入進行自查，清理場外配資；2007年，證券交易印花稅從1%調整為3%，是牛市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3）宏觀調控政策：宏觀調控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節奏，改變投資者景氣預期。
宏觀調控政策出臺，在影響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改變了資本市場投資者對經濟與各行業景氣預期，從而對股市行情產生重大作用。宏觀調控的加強，往往使投資者意識到現階段的經濟發展過熱，致使股市下行，例如1993年黨和國務院先后出臺三十八項宏觀調控文件，促使第一輪牛市見頂；2010年新國四條頒布嚴厲調控房地產，加上連續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限制流動性，第四輪牛市結束。
反之，宏觀調控放松，貨幣政策寬松，有助于資本市場上升，例如，1999年央行下調存款基準利率153bp，催化第二輪牛市開啟；2008年，推出了“4萬億”政策，疊加大幅降準降息，市場流動性全面改善，牛市啟動。
另一方面，產業扶持政策，則加強了對行業向上發展的預期，促進牛市的形成。例如2009年實施家電和汽車下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是第四輪牛市啟動的重要因素；2013年1月《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中長期規劃》，《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發布，促使創業板獨立走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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