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一個古老的、地緣性的商業圖騰，伴隨著中國的開放、經濟的復興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視野。
在歷史深處，士農工商，商居其末，但在掛著紅燈籠的晉南深宅大院里、在黃土飛揚的百里秦川、在燈火通明的外灘、在下南洋的片片孤帆上……他們也曾呼風喚雨，左右一朝一代一時一地的經濟民生。他們篳路藍縷、敢為天下先，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傳奇。
2017年10月，大會前夕，一份《意見》牽動眾人目光，中央首次以高規格文件明確“企業家精神”地位，隨后在大會報告中再次強調“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這是中國經濟呼吁“脫虛向實”的關鍵年，也是民營經濟利好消息頻出的一年。
把目光從頂層落到地方，2017年各地政府對民營資本的關注度得到了集中的爆發，僅2017年，粵商、浙商、貴商、西商、贛商、川商、晉商、徽商、蘇商等商幫已經或即將召開會議論壇，政府出面做東，不乏省委書記、省長出面站臺，意在重振這些以鄉土親緣為紐帶、以創業精神為內涵的商業集團。
如果將時間跨度拉長至改革開放后的近四十年，有三大頗負歷史盛名的商幫早已走進現實，它們幾近勾勒出中國商業版圖的嬗變與中國經濟轉型的歷程，它們也正是當今互聯網三大巨頭BAT背后的三大幫派：晉商、浙商與潮商。
一
但是，三大商幫的江湖地位卻并非平起平坐。在BAT連接一切的當下，風云動蕩用下面這張圖來講述一點也不為過。
從三足鼎立演變為雙雄爭霸的格局，百度這遠不及阿里、騰訊四分之一的市值，何嘗不是晉商失利的投射。
改革開放初期，遠走香港的潮州商人李嘉誠早完成從學徒、工人、推銷員到塑料花大王的進化，成為了首位收購大型英資商行的華人，名震香港商界，引得更多潮商出走海外。
同在香港的寧波人包玉剛用50年的奮斗換來“世界船王”的寶座時，溫州也誕生了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沿江海而上，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江小商戶。
深居內陸的山西，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國家放開煤炭產業的政策支持，在1990年代的民營化以及鄉鎮小煤礦遍地開花的“黃金十年”中，崛起了一批財富呈幾何級別暴增的煤老板，身份與奢靡生活反差巨大，也在中國催生了“暴發戶”這一階級。
如今，2017年胡潤全球十億美金富豪榜上，海內外潮商上榜62人，財富總額15873億元；2017年胡潤中國百富榜上，國內浙商上榜達263人；那廂，煤老板們早已在2008年煤炭改制重組后變得無所事事，消失之后，只能在北京一套套買房，新晉商中大名鼎鼎的，除了李彥宏、孫宏斌，更多的時候只能通過祖籍，重構新晉商，找回了霍英東與郭臺銘。
為什么潮商、浙商之中能誕生兩個四千億元級別的企業，有名震海內外的企業家，而山西本地的晉商幫卻尚不能夠？
每個幫派都流淌著先人的商業基因、經商信條和精神氣質，探究這個問題，多少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現代經濟發展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