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日，一個網名EXO的網友在玉璞家園論壇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有人在群里說玉璞家園兩限房和商品房之間是有鐵柵欄的、是不通的，確實有這種可能性，本人曾親自問過售樓小姐，她說目前來看是有鐵柵欄隔開的，是不通的。本人來看現在不通的可能性大，但是建成以后人為通的可能性也大（不管是物業通的還是業主通的，哈哈）…”
這段話陸續收獲了幾十個贊。而當幾年后辦理入住時，業主們把上述議論正式付諸實踐。玉璞家園業主在收房后迅速組成了維權組織，以貼公開信、拉橫幅、找相關主管部門、找開發商等多種方式，集中攻訐西宸原著與玉璞家園之間的那道鐵欄桿不合理，將這件事情迅速炒成了社會熱點事件。
從法理入手者有之：規劃上屬于同一個小區的樓盤不應該區內建墻。
從安全上入手者有之：西宸原著和玉璞家園在消防、安保上是一體的，如果打上隔斷，萬一出現事故能否保證業主安全？
更不乏從階級政治和道德角度疾呼的：不該以房價的高度劃分階級，在人格面前大家是平等的。
無論最終采信的是哪個角度的抗議，北京市住建委在今年六月約談了包括龍湖地產在內的五個項目，約談內容正是它們將限價房和商品房人為區隔開來的行為。
然而，時至今日，沒有一家開發商選擇拆除隔離墻。可以想見，在受到政府約談的同時，它們也要從商業角度考慮自己的品牌和作為真正金主的商品房業主。
不過，和站在明處的政策壓力相比，更注定了商品房業主將一敗涂地的是，背后的政策意圖。
眾所周知，政府的很多政策出臺后都被證明并非最優，其中不少都被政府叫停甚至反轉，最典型的就是十年醫改最終被貼上“完全失敗”的標簽。然而，從政策出臺意圖上倒推所得出的結論是，這項造成了不同收入階層的人共處同一小區的政策仍將繼續實施，而且沒有被質疑的可能。
2015年，有主管領導在走訪了一個類似于西宸原著這樣的混住小區后，表示這種方法不錯。他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大城市都有貧民窟，而北京已經逐步有了這樣的雛形，但是“絕不能讓首都出現貧民窟”。而“讓貧富不分區，或許是避免出現貧民窟的一個好方法”。同期，另一位領導人則在視察北京的一個公開場合表示：北京的老百姓最豁達開朗。“大院孩子和旁邊的胡同串子能夠共處得很好，相互不嫉妒、不攀比”。
兩位主管領導的判斷，無疑為貧富混住提供了現實上的可行性前提。
更不能宣之于口的一個理由是，當國家層面無法用稅收、慈善等方式成規模成體系地實現貧富救助之時，通過一個個貧富混住的小區中的資源共享，由商品房業主讓渡一部分權益給自住型業主，政府無聲無息地就可以將一部分收入分配壓力化整為零。
于是，這樣一個場景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當不少人用大半生的積蓄買來一套心儀的住房，并在此后70年內承擔不菲的物業費用時，旁邊鄰居的“拆墻”呼聲會清醒地告訴他們，經濟上的富足并不能為換來他們期待的物質和精神保障，或者說“差別化的品質服務”。
所以，從初級層面上說，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當一項政策出臺之時就以“力求公平”為主旨，那么處于物質水平優勢上的人需要格外警惕自己成為被剃掉羊毛的那只肥羊，或者說從一開始就要做好被剃羊毛的準備。而從更高的層面總結的話，這件由于貧富混住所造成的糾紛證明了這樣一個現實：當資本和權力相遇發生碰撞時，最終敗北的一定是前者，即使也許后者最初的設計就并不那么合理。
其實對于整個事件，三觀稍微正一些的人都會覺得，花多少錢辦多少事，2萬一平買的房跟人12萬一平買的說要共享小區，拉不下這臉來。然而上網看看評論，會覺得本來對保障房業主還有的同情之心，都煙消云散了……
最后，多多想說，就算小區里的墻拆除了，心里的墻還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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