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支付的快速滲透、傳統金融機構布局掃碼支付、便捷支付相關的金融科技技術持續進步，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無現金社會正加速向我們走來。資金流通是市場經濟運轉的潤滑劑，主流支付手段的非現金化，其影響絕不僅僅是支付體驗的優化，還會帶來貨幣統計口徑的變動，也必然會加速各類金融業務和模式的重構。某種程度上，對于無現金社會，不得不慎重待之。

貨幣口徑失真及貨幣政策失靈風險

談到貨幣供應，一般有三個概念，分別為M0、M1和M2。一般認為，M0是狹義的貨幣供應；M1是現實的貨幣供應，可直接用于支付；M2是潛在的貨幣供應，因為其中的定期存款和儲蓄存款不是即時的購買力。

在無現金社會中，M0的占比會越來越低，該指標也就越來越不重要。那誰的占比會增加呢？M1還是M2？

關鍵是替代性的支付工具是誰？如果銀行卡成為主流的電子支付手段，對應的應該是M1；如果第三方支付賬戶中的貨幣基金，如余額寶、零錢寶等成為主流的支付工具，則對應的是M2中的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如果信用卡和螞蟻花唄、蘇寧任性付等消費金融產品成為主流的支付工具，則并不在央行的貨幣統計口徑之中。

基于目前的趨勢來看，包括信用卡在內的消費金融產品成為主流支付工具的概率更大，而此類工具并未被統計到央行貨幣口徑之中，會使貨幣統計口徑與社會中的真實購買力脫節，統計口徑小于真實購買力。

舉個例子，央行統計的即時購買力M1約為50萬億元人民幣，而考慮到大量的消費金融產品（尤其是其分期功能）的存在，社會真實的購買力可能在60萬億元左右，這種真實貨幣供應的增大可能會帶來潛在的通脹風險。

除此之外，實際購買力結構的變化還會對現有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帶來影響。央行的貨幣政策，大致分為調整利率的價格政策和調整貨幣供應量的數量政策。

央行調整貨幣供應量，一般通過調整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兩個手段進行，其主要媒介是存款性金融機構，影響的主要是銀行存款。而在無現金社會中，真實的購買力隱藏在消費金融產品而非銀行存款中，便會導致央行的數量型工具在特定情境下失去效果。 

支付工具進化與金融業態重構的潛在影響

回顧支付工具的演變歷程，從快捷支付到掃碼支付，再到Amazon Go推出的“買完即走”的自動支付模式創新，貨幣的電子化程度一直在層層深入。貨幣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媒介，貨幣形式的改變必將對經濟運行產生深刻影響，并反過來改變金融業務的應用場景和業務模式，某種程度上甚至完成對行業的重構。

不妨以物聯網技術普及對支付行業數字化進程的促進為例來開這個腦洞。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手機成為第三方支付的主要載體，推動了第三方支付行業開啟了第一波繁榮發展階段。

而隨著物聯網技術的逐步成熟和普及，支付領域有望進入“萬物皆載體”的新階段，智能手環、手表、汽車、空氣凈化器、冰箱、空調、電視等都可以成為支付的“賬戶載體”和“受理終端”，作為貨幣電子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支付清算在更廣泛范圍內實現數字化和虛擬化，引領行業發展再上新臺階。

對支付行業而言，“萬物皆載體”要求重構業務流程，針對特定交易場景實現無驗證式支付，進而實現自動化訂購的目的，同時還要在便捷和安全上面尋找均衡點。此外，正如智能手機作為支付載體，為手機制造企業布局第三方支付帶來機遇一樣，“萬物皆載體”時代的來臨將為更多的跨界巨頭進入支付行業提供機遇窗口，屆時，目前穩固的市場競爭格局有望再次重塑。

對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而言，“萬物皆載體”意味著“萬物皆是數據源”，數據源極速擴容后，基于大數據的機器學習模型將大大推動信用評價的透明化和營銷方式的智能化。

屆時，信用融資變得更為容易，風控能力或不再是貸款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基于場景和體驗基礎上的客戶黏性成為致勝的關鍵。而營銷手段的智能化，則有望改變目前粗放式的無差異投放的營銷手段，在大幅降低營銷成本的同時提升營銷精準度。

對于監管機構而言，金融業態的重構以及金融業務與場景的高度融合，需要重新評估現有機構監管模式的有效性。舉例來講，在萬物載體的模式下，支付行為的參與者不再局限于銀行和非銀行支付機構，智能硬件制造者等更多的跨界巨頭也將成為重要一環。

屆時，該如何界定被監管主體？如何界定被監管金融業務？如何確保在保證監管效率的前提下減少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的現象？都是新形勢下監管機構需要應對的新問題。 

金融強監管時代，效率與安全的再平衡

2017年7月中旬結束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監管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金融業正迎來金融監管新時代。

在機構層面，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是適應金融業務混業經營大趨勢的監管應對措施。同時，對于強化金融監管，金融工作會議有三個比較新的提法：

一是強調“所有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即所謂的無死角監管。

二是強調“更加重視行為監管”，注重從被監管主體的金融行為屬性來對應監管機構，大大降低監管套利的空間。

三是強調“有風險沒有及時發現就是失職、發現風險沒有及時提示和處置就是瀆職”，即監管問責。

在強監管及監管問責的新形勢下，面對無現金社會等新技術、新業態的降臨，如何把握好安全與效率的平衡，無疑也會成為監管機構需要面臨的一個挑戰。

對于新技術與舊業態的沖突與合作，站在從業者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個資源與利益的重新分配問題，大家爭的，無非是在未來的行業格局中，誰的份額大一些，誰的利益多一些。

而站在監管和政策層面去看，更多的則是一個效率與安全的問題，新技術通常會提升行業效率，政策是歡迎的，但也會再帶來很多不確定性，如對現有模式的沖擊可能會產生安全的問題，需要綜合考量，既要預防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又不能因為監管因素削弱本國金融科技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問題在于，安全與效率，幾乎是一對永遠的矛盾統一體，既相輔相成，又對立統一，最難的就是平衡度的把握。

若過于強調安全和風險防控，則可能會延緩無現金社會的到來速度，甚至對支付機構和銀行的業務創新乃至生存發展都帶來較大影響；若從效率的角度出發，創新和便捷性是沒有問題，但又難免會帶來一些安全上的隱患。

四點建議

 這種情境下，筆者從個人角度談四點建議，權作拋磚引玉之言。

一是大力發展監管科技。

綜合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大幅提升監管效率，提高監管能力和覆蓋范圍。就現階段來看，在對部分互金機構的監管中，已經出現了基于系統對接和公開數據挖掘的風險預警體系，這屬于監管科技的初步應用。

隨著更多數據信息的接入和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監管科技還應有更多的表現形式，比如推動金融業務對區塊鏈技術的應用速度，充分利用區塊鏈的不可篡改特性，降低違規行為發生概率。

二是借鑒監管沙盒思路，實現安全與效率的動態平衡。

通過沙盒測試，一方面可以在監管機構的控制下實現小范圍內的真實環境測試，在沙盒測試中，受測試者不因測試本身而喪失任何合法的權益；另一方面，沙盒測試可以為監管機構提供清晰的視角來看待監管規定與金融創新的辯證關系，及時發現因限制創新而有損消費者長遠利益的監管規定，并第一時間調整，真正讓適度監管、包容監管等創新監管精神落地。

三是實施分類監管策略。

細分不同業態、不同機構甚至不同業務的潛在風險概率，針對性實施不同的監管策略。這里，可以借鑒第三方支付行業的監管經驗，為兼顧賬戶實名制要求和便捷支付的效率要求，監管機構對個人銀行賬戶和支付賬戶實施了分類管理，賬戶開立時要求越嚴格，賬戶功能便越齊全，反之則反之。

同時，在支付環節，按照“大額支付側重安全、小額支付側重便捷”的管理思路，在要求大額支付必須采用多重認證方式確保安全的同時，也允許在“云閃付”、“掃碼付”等小額便捷支付中采用免密方式。

四是正視貨幣口徑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潛在變化，對貨幣政策有效性進行實時評估，并作動態調整。(原標題：無現金社會的冷思考：宜循序漸進，需謹慎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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