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一行三會全部都在換“大腦”（或者換人，或者“換政策”），金融走向全面監管時代。
2016年2月22日，證監會主席肖鋼離任，劉士余接任證監會主席一職。
2017年2月23日，銀監會主席尚福林離任，郭樹清接任銀監會主席一職。
2017年4月9日，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審查。
雖然央行沒有換“掌門人”，但是其職能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僅其貨幣政策發生了變化，同時在新的監管時期成為“一行三會”領頭的“協調監管者”。
三會已經有2個實質性換帥，而如今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則被調查，并且央行的貨幣政策和監管角色都發生了新變化，博覽研究員認為，一行三會換“大腦”就意味著換“政策”，也就是金融市場方向轉向“全面監管”的時代。
而博覽研究員發現，這一次的金融監管和朱镕基主責金融工作時期的金融監管是一脈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延續和升華。這個結論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體現——
首先，從金融政策的制定上，這一次的金融監管與上一次的金融監管都面臨著相同的處境和步伐：實體經濟遇到困境——>金融部門也出現嚴重痼疾——>金融監管與改革并舉——>最終實現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其次，從人事上來說，除了被朱镕基稱之為“飛來的尚福林”外，當前中國金融監管部門的一些主要人物都曾經是朱镕基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時的老部下，此后，朱镕基相繼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央行行長”、國務院總理等職。
因此，從當前金融監管的背景和人事上看，這一次的金融監管可以認為是上一次金融監管的傳承和升華。
總之，朱镕基曾一度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高配”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鐵腕推動了那場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的金融大整頓。如今，昨日的故事在今日似乎重演，對今天依然有價值！
這一次的金融監管和朱镕基時期的金融監管是一脈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延續和升華。
然而，博覽研究員認為，二者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
貨幣政策的制定上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上一次更多的使用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比如“加/減息”、“準備金率”等方式，其目的是在通貨膨脹和金融增長之間尋求平衡。而這一次央行更多的使用公開市場操作、貨幣政策字母工具、利率走廊等方式提到傳統的“大開大合”的貨幣政策工具。其目標是：在“利率雙軌制”的前提條件下，央行一方面不提升實體部門的融資成本，同時提高金融部門的融資成本，從而讓金融部門溫和去杠桿。這主要解決的是結構性問題。
三會機構的設置以及監管的方式和內容也不同：首先，在機構設置上，這一次金融監管與上次有著很大的不同。在朱镕基時代(1993年到1995年)的金融“大整頓”時期，銀監會和保監會都還沒有成立，分業監管體系在期間逐漸形成。但是，主要的監管工作由人民銀行來完成。而，這一輪金融強監管先后是證監會、保監會作為主角出場，而截至當前，銀監會成了近期“金融強監管”的主角。
此外，朱镕基時代的金融“大整頓”逐步形成了“金融分業監管”的雛形以及如今分業監管體系框架仍然不變，但是這次央行成為“一行三會”的協調監管者，彌補監管漏洞。
去杠桿所帶的銀行內盈利模式發生了改變。1993年到1995年，中國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是銀行信貸，約占90%以上，因此，主要的杠桿存在在銀行系統和實體經濟部門。銀行的主要盈利增長點是存貸息差。然而，如今銀行的信貸只占了總體融資比重的50%到60%。銀行通過同業市場等渠道流入到非銀加杠桿，影子銀行業務不斷膨脹。但是，如今影子銀行業務面臨去杠桿縮水，同時銀行存貸利差又在逐漸縮水，因此，銀行在新時期面臨著尋求新的盈利增長點問題。
在以前“金融自由化”政策路徑下，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在分切的“普惠金融”這塊蛋糕，如今2017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文指出，普惠金融業務基本劃歸“銀行”，甚至極有可能只準銀行一家玩的了。“普惠金融”這塊巨大的市場蛋糕或將成為銀行重要的業務增長點，修復銀行的盈利能力。因此，前后兩個時期，銀行的盈利模式也可能發生了變化。
貨幣政策的制定上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博覽研究員認為，這一次金融強監管與朱镕基時代的“大整頓”在貨幣政策的制定上就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
中國的貨幣政策要真正保持“穩健中性”，即在“總量”上保持“克制”，又更多在資金上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出調整，去杠桿，引導資金進入實體。在新形勢下，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也相應作出了“創新”。無論是給金融部門“降杠桿”還是擴寬“利率走廊”營造更大的調控空間等，我們或許將在以后更多的是看到央行較為頻繁的動用這些“字母”工具(SLF、MLF、PSL、SLO等)。
總之，從上表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次的金融監管環境與朱镕基時代的金融“大整頓”時期相比，這一次與上一次在貨幣政策的操作手法上有著截然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