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不少年輕人都染上一種“中年人氣息”。二十五到三十歲，大學畢業后在公司混了個職位，錢不多不少，前景不上不下，但是卻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房子、車子、妻子、孩子、票子，這“五子登科”讓他們整天殫精竭慮，惶惶不可終日，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一群沒有安全感的職場年輕人。
本應該是大把前程的年紀，卻似乎周身都是原本中年人才有的危機感，眼神渙散、唉聲嘆氣、混吃等死成為了現在一部分年輕人的特征。
近期的日本某周刊以“中國社會年輕人面臨中年人一樣的壓力”為題，報道了中國社會未老先衰的問題。年輕人的生活和心靈在沉重的壓力之下扭曲變形，導致沒有奮斗的動力，缺乏朝氣。有不少人的想法竟然是：反正奮不奮斗都一樣，沒有出頭之日，那又何必奮斗呢？還不如整天好吃好喝，不思進取，去追去所謂的小確幸。
據這篇文章分析，中國人提前到來的“中年危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經濟和收入的問題。在目前中國的一二線城市里，月入萬元是很平常的事情，這比起二十年前中國人的平均收入，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但是現在的人卻感覺比以前過得更苦，生活更窮。月入一兩萬，但是各項開支明顯增大，尤其是與房產相關的開支，導致能存下的錢越來越少。這種收入趕不上生活成本的感覺，正在向中國廣大的年輕族群蔓延，由此形成了“25歲中年危機，35歲財務崩盤”的困局。
中國人何以走到這一步呢？這需要我們分析下人們的收入被什么稀釋掉了。
網上曾經有人以20年前和今天路邊面館的一碗面賣多少錢作為對比，來形容這些年物價上漲為普通人帶來的經濟壓力。但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參考一些統計數據來了解“中年危機”背后的收入與生活成本的關系。
根據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的數據：今天中國家庭人均財富為169077元，與2015年相比，家庭財富增長幅度為17.25%，然而，看似不低的財富增長完全趕不上房產的增值速度。
2016年，中國城鎮居民2016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但全國人均房產凈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8倍，房產升值幅度達61%。看來，財富的增值主要是被房產抬起來的，收入增加只是很次要的因素。
收入增速遠低于房價增速的現象并不是只出現在去年。回顧過去，2001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6987元，2010年上升為19109元，此后每年的增加值都保持在百分之十幾以上，2013年增加到26955元，至去年增加到33616元。預計，2020年的居民收入會比2010年翻一倍。
然而，房價從2000年到今天上漲幅度遠遠超過薪資收入增長的幅度。
具體來看，在2001年的時候，北京、上海的房價為每平米3995和3326元，而全國平均房價與一線城市差距并不大，約為2170元。房價一路漲到2010年，全國均價來到5220元，但是上海、北京的房價已漲到了2萬左右，差距明顯。
至2016年，根據某房仲數據，一線城市房價在之前基礎上又上漲三成，現在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屋均價早已超過五萬每平，核心地段價格更高到離譜。
也就是說，和2001年相比，我們的平均收入增加了不到4倍，而一線城市的房價增加了至少十二倍。也就是說，收入每增加一塊錢，房價就會增加不止三塊錢。這個收入與房價差距比，便是造成今天年輕人越來越失去斗志、陷入“中年危機”的重要原因。
當我們社會的勞動收入與資產收入（尤其是不動產收入）的增速之比差距巨大之時，每個職場人士都會切身感受到，不管怎么努力，收入的增加都無法趕上房價的增速。而房價增加會帶來地租成本的增加，地租成本又會在無形中分攤到商品的價格中，這也就是我們所說資產價格膨脹造成的“輸入性通脹”。
“輸入性通脹”的潛臺詞不僅僅意味著人們的收入趕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它其實直接意味著經濟蕭條的來臨。地產的畸形興旺，帶來地租等成本的提高，使得企業只能提高商品價格來轉嫁升高的成本，這造成了商品售價變高，但價格變高后的商品利潤，并沒有流進企業的資金庫，而是被地產一方拿走了。
這造成兩個后果，一是造成企業利潤無法迅速增加，因此員工的工資增速也有限，但不斷提升的地價租金卻大大提高商品價格，減少了人們實際消費的次數。
不要盲目相信官方統計數據里邊，普通居民消費逐年增加的訊息。那很可能是因為成本漲價造成的賬面消費增加，實際上，人們消費的次數在減少，商品由此積壓在倉庫中。統計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各類商品，從紡織品到鋼材，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目前的很多品類都是庫存量非常大。
要想這些商品能夠去庫存，從而徹底解放企業的成本壓力，恐怕比房地產去庫存難度更大。如果不是因為商品庫存量太大而老百姓消費能力太低，那么就不會大量出現網上的各種商品折扣，以及淘寶上的各類降價便宜貨。
房產獨大之下，中國的制造企業多年來在不斷的被邊緣化，成本增高而利潤減少，其結果就必然是裁員減薪。而且由于企業越來越雇用不起全職的員工，幾個月到一年左右的短期工合同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我們的職場上。
現在，正值大學畢業季，當我們的大學生離開校園投向就業市場的時候，會失望的發現大部分職位都是工資低、合同短的情況，并且雇傭他們的單位可能也具有諸多不確定性。
這種短期雇傭、朝不保夕、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工作方式，必然會讓職場年輕人陷入永恒的“貧窮怪圈”當中。由于就業市場提供大量的短期工多為低技術含量的工作，可替代性很強，因此你能聽到老板說得最多的話就是“你不干，后面還有一萬個人等著干”。如此，員工永遠不可能有資本向雇主索要更高的工資。工作的低技術含量和臨時性，讓大多數的年輕人陷入了經濟的危機和對生活的焦慮。
更嚴重的是，目前為就業市場提供70%職位的，是成立約三到五年的創業公司，而這些公司本身的平均壽命，不會超過五年。雇主自己的穩定都很成問題，職員又怎么能指望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呢？
回顧不遠的過去，類似的情況在1990年代經濟泡沫崩潰后的日本曾出現過。在這些年的日本職場上，有一大群整天忙的昏天黑地，但是卻越忙越窮，越忙越焦慮的年輕人。日本年輕人工作很累卻不掙錢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企業利潤越來越低，消費市場低迷。
老百姓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消費習慣是節約到極點，盡量不花錢。還有關鍵的一點是，日本的生育率在全球的發達經濟國家中最低，最新的生育率僅為1.44。只要不養孩子，家庭又會減少一大筆消費開支，這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并非好事。
總而言之，日本的問題在于“消費市場的通貨緊縮”，這和中國有某種類似。中國的消費市場，目前是表面上通貨膨脹而內在本質是通貨緊縮。假如你把商品價格中的房價和稅費相關成本去掉，其實商品價格不僅沒有漲甚至還略有下跌。因此，中國的消費市場可以說是存在通貨緊縮的現象。
并且，由于國內企業本身的不穩定，造成了所能提供的薪資與合同年限都不理想。你能指望這些朝不保夕的年輕人有多少消費能力？他們又怎么可能不會提前進入絕望的“中年危機”呢？
中國人提前進入的“中年危機”，實際上是國家經濟面臨的危機。中國的GDP增速從20年前的兩位數，降到如今的不到7%，之后的增速還會持續走低。GDP放緩的情況下，你壓根不可能指望社會薪資收入有明顯提高，但與此同時，房價的畸形增長卻一點沒減緩，依然維持著過去二十年以來的高增速。
資產惡性通脹，消費低迷通縮，這兩者增長的速度差距，全部由職場中的底層人士來買單。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別說什么中年危機感，甚至連患上抑郁癥也應該是普遍現象。
提前陷入“中年危機”的中國人，還有機會解套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現在就終結蕭條》一書中曾說過，經濟蕭條的原因，在于蕭條發生以前，穩定增長的經濟削弱了人們的風險意識，于是投機者們利用杠桿吹大泡沫，人們習慣于負債生活，直到收入不再支撐得起債務，一切便會滑向深淵……
最直接的解決之道，在于把之前“表面通脹，實質通縮”的泡沫打掉，實現經濟上真實的適度通脹，即是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工資同時增長，讓制造企業和職工有錢可賺，同時控制資產價格的增速，不讓地產商和金融投機者把所有的錢賺走。只有這樣，才能刺激大多數人的消費意愿，從而逐漸令經濟復蘇。
目前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似乎是在朝著這個方向走，這是好事。然而，能走多遠，能走得多穩，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假如我們無法妥善解除資產泡沫對于實體經濟的綁架，那么人們的“危機感”還將繼續隨著低收入、低穩定的現實不斷蔓延。年輕人所追求的“小確幸”，最后也可能會演化為不可救藥的“大確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