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不應擅調樓市政策。”近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有關負責人作出上述表示。
雖然該中心前后多位負責人均曾表示系學者而非官員的身份，但業內習慣性地將該中心視作“半官方”機構。于是，不少人將此作為主管部門首次表態，所指清晰，就是針對近如蕪湖、遠如佛山等嘗試調整房地產政策的舉動。
相類似的邏輯，無論是佛山、蕪湖，以及其他進行不同程度調整政策的城市一再聲明，政策調整并非救市，但政策一出，除了當地官員，占據壓倒性優勢的聲音都認為意在救市——或許有些官員說的是對的，他們不是救市，而是先救政府自己。畢竟許多地方原來過度依靠房地產帶來的財政收入。
有統計顯示，包括部分一線城市在內，超過14個城市都對當地樓市政策進行了適當微調，而佛山、成都和蕪湖因為調整較大、受關注度較高，都很快被叫停。
從第一個冒頭調整樓市政策的，到現在十多個城市相繼都在試探，不難看出，在調控持續進行了近兩年之際，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嘗試“擠門縫”，一點一點松動樓市調控的閘門。所不同的，只是具體方式。例如有的給購房補貼，有的是增加可購房套數，有的變化方式給予購房資格。只不過很多還舉著“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加強住房保障”“改善剛需”的幌子。
應該承認，原有“一刀切”的限購、限貸政策容易誤傷剛需買房人，包括一部分首次置業和一部分首次改善性買房人。針對這一部分群體進行適度的政策微調，并不應當頭棒喝，這些調整確實有合理依據。
但是細究多個城市的政策調整，很多都模糊了剛需和其他購房需求的界限，于是留下很多口子，也留下了被輿論詬病的口實。諸如有的地方“一刀切”地允許本市戶籍家庭增購一套住房，“一刀切”地允許主城區家庭限購房屋由兩套增加至四套等等，這種政策松動下的購房很多就不能視作剛需了。這些政策被批評為救市政策就不冤枉了。有業內大佬一針見血地指出，地方救市政策演化就是一個從出臺、傳播、試探輿論反應到一旦被關注、一旦被問責就說媒體誤讀的過程。
究其本，政策本身留下口子;而之所以有這種口子，恰是因為地方政府本身單純保護剛需的誠意不足，更多的是出于緩解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壓力的考慮。因此，出臺政策是不是真的保護剛需，是不是有可能擾亂市場預期就不管那么多了，叫停則停，不被叫停就正好實行。
由此看來，很多地方政府還沒有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有困難就想著從房地產市場做文章。而并沒有實打實地利用調控的機會沉淀下去，更專注于本地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另開財路。
可以借鑒的是，深圳是土地財政的發源地，但現在深圳已經率先告別土地財政。2011年，土地出讓收入不到200億元，不到上海的零頭，在本地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只占很小一部分。遠不像許多城市土地收入動輒占地方財政收入比例1/3、1/2甚至六七成以上。
相對于深圳，絕大多數城市發展水平都在后面;而對于這些城市來說，如果沒有突破性思維，未來依然還是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