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捷克前總統、“天鵝絨革命”領導人瓦茨拉夫·哈韋爾提出的“后民主” 概念今天被歐洲媒體廣泛用于形容2011年出現的由危機帶來的最應引起警惕的后果之一，即決定市場的國際政治和金融集團與國內選民之間的民主錯位。
民主損耗
最近通過的歐盟新財政契約是這一趨勢的最新體現。強調外部強加的緊縮原則的新契約無益于解決危機，因為并未觸及目前歐洲貨幣聯盟面臨的三大問題：創造就業和提高就業率;扭轉歐盟內部宏觀經濟持續不平衡發展的趨勢;金融不穩定。但本文想強調的是該契約內容中的另一個問題.即當經濟主權逐漸轉讓給布魯塞爾的同時，歐洲議會在未來的歐盟峰會上將逐漸淪為純粹的“聽眾”。
一些人可能會覺得不至如此，但歐盟民主的損耗卻是不爭的事實，希臘和意大利非民選“專家型”政府的上臺就是最好的例證。希臘和意大利兩國政府不僅被迫服從市場、布魯塞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所有要求，而且任何將這些要求訴諸民意的嘗試都無疾而終。
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評論的那樣，歐洲的領袖人物們被困在了三股力量之間：主權債務市場帶來的是破產危機，布魯塞爾備機構被賊予了新的監督預算和經濟政策的權力，而聯盟其他處于危機國家的領導人們則都在插手鄰國事務。此時公民的權益早已被拋到了九霄云外。
憤怒民眾的呼聲同樣是這一挫敗的體現。歐洲政府越來越無視賦予它們權力的民眾的呼聲和要求，卻日益重視通常與其國內承諾背道而馳的國際要求。那么，是否有辦法扭轉這種趨勢?從長期來看，經濟全球化與國家范圍內的民主是否能夠共存?
三難選擇
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在他的新書《全球化的悖論》中提出的構想給出了一些答案。羅德里克認為民族國家、民主和超級全球化帶來了 “世界經濟的三難選擇”。根據他的分析，這三點中只能有兩點可以同時存在。也就是說，一旦民族國家很深地融入進國際經濟中，那么民主在這樣的框架下會被削弱。而民主和民族國家只有在全球化衰退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共存。而民主和全球化共存關系的前提是建立跨國統治體系，民族國家的色彩減弱。
首先，超級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在一個 “弗里德曼學說”的世界里能夠運行良好，政府提供的唯—要務是保障市場的良性運作。羅德里克認為，在這個世界里，“政府的目標是獲得市場的信任從而吸引貿易和資本。為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的緊縮、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減少調控、私有化以雙貿易開放”。
然而，正如我們在歐洲所驗證的，在這樣的框架內民主會遭受極大的損害。全球化強加的各種要求不可避免地會與社會保障和就業等國內政策承諾相抵觸。不過，任何一個政府對民眾呼聲的視而不見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例如在希臘，盡管出臺了無限期的緊縮承諾，但市場仍繼續缺乏信心，因為市場也清楚這些緊縮計劃對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來說都是難以實現的。
解決之道
那么歐洲面臨的這三難選擇是否還有解決之道?讓我們回到羅德里克的分析中。第二種選擇是通過限制全球化來鞏固民主和國家主權。羅德里克建議重新制定各項貿易協定，出臺更為嚴格的資本流動法規，以擴大國家范圍內民主發展的空間，將民生和國民經濟目標置于企業和大型跨國銀行利益之上。
第三，為了解決這個三難選擇，或許能夠通過逐步犧牲民族國家、同時打造堅實的跨國民主網絡來實現民主與全球化在規模、空間和實力上的共存。具備推進“超國家”計劃經驗的歐洲，或能通過這一途徑解決目前三難選擇帶來的挑戰。只有建立一個政治和經濟統一的聯邦化歐洲，歐洲人才能繼續融入全球經濟，捍衛其民主。
就歐元達成的最新協議是邁向經濟一體化的又一重要步伐。只要我們還希望保住歐元，經濟一體化進程就不可避免地將繼續向前推進。但如果沒有一個代表全體歐盟人民的極大化的民主，這一進程可能無法走得更遠。歐洲理事會政府間權力的日益集中，尤其是德法的“默科齊”(即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兩人名字合成的新詞——本網注)雙駕車，損害了歐洲議會和共同協商的原則，也使得我們與一個理想的民主歐洲漸行漸遠。
歐洲體系的軟肋是缺少所謂的“問責制”。在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選民擁有最后的決定權，而選舉能夠幫助公民懲罰那些不受歡迎的政府。然而在歐洲卻沒有這樣的責任制。在目前歐盟正需要更多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關鍵時刻，人們在布魯塞爾任何決議中的參與感卻在降低。
盡管在目前危機的背景下重啟聯邦主義談判困難重重，歐洲領導人們還是應將其作為第一要務。但到目前為止他們一直在被意在選舉的短期行為和各國的“短視”牽著鼻子走。如果這種態度持續占上風，很多歐洲國家的國內問題和來自外部的不合法的強制要求之間的沖突還會在其他國冢愈演愈烈，直至無法承受，就像希臘那樣。
危機凸顯了歐洲貨幣聯盟多個本質問題中的一個，即經濟和金融超全球化的要求與各國國內民主訴求之間的沖突。如果我們想避免生活在一個如哈韋爾所說的 “后民主”歐洲，就必須明白政治團結才能帶來可持續的經濟融合，只有這樣，貨幣聯盟才可能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