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數據顯示，中國高凈值人群正以每年接近GDP增速兩倍的增長率在成長。很多企業主和家庭開始從“創富”階段過渡到“守富”及“傳富”階段。
他們中有超過60%具有企業主背景，這些創富人群絕大多數已超過50歲。企業的接班人問題、創富一代自身的身體和婚姻狀況對企業未來走向的影響、財富的保值增值與分配；二代的婚姻風險、人身意外風險乃至接班、轉型與發展問題；更遠到三代的身心健康、教育、家族精神傳承等。如何穩妥有效地“傳富”，正成為其焦慮的并迫切需要找出答案的問題。
剩下超過三分之一的高凈值人群中則有一半是“金領”，雖然他們的收入來源與家庭/家族結構相對簡單很多，但這些人很多有境外學習或工作背景，乃至擁有境外居民身份，對于投資與稅收問題越來越敏感，從一個長遠的眼光，無論出自資產有序傳承、子女育成、贍養長輩、養老保障、消費規劃等角度，這群人也正積極尋求財富的有效節稅與合理分配的解決方案。
家族財富的管理與傳承，往往是線條豐富、結構復雜、極具個體化的解決方案。在這些方案之中，必定出現的部分是保險規劃乃至保險金信托的安排。中國市場的保險金信托是隨著家族信托的興起而產生的。
保險金信托成為很多中國高凈值客戶試水建立完整家族信托的“敲門磚”，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保險+信托，比較簡單又有效地解決了“三權分立”問題。家族資產的所有權本來就是似是而非的，創富一代與兄弟姐妹乃至父母間的資產本身是很難分割的，這種模糊的心理和情感認定，很難經受住時間和家族不斷擴大的挑戰；在管理權方面，不僅涉及家族的資產由誰打理的問題，也涉及要傳承的資產是否與負債分割，不僅在意愿分配的時候存在，且在實施的時候還有與當初期望同等的價值。所以，部分指定的資產由專業的第三方打理，不失為一個穩妥的方式。而保險+信托的方式，也體現了在相當長的時間(即國內家族信托與資產管理尚未達到國際水準的較長階段)，事實上由獨立的兩家金融機構進行履約承諾與互相“監管”的事實。在受益權方面，保險金信托更體現了其直接、長期、明確，并且不受繼承權公證拖累的有效性。
其次，保險金信托的“門檻”通常要低于家族信托，同時具備高杠桿性。相比較動輒幾千萬元現金外加一定手續費的家族信托，保險金信托通常折合年保費甚至不足百萬元就可設立，通過每年不斷地投入而增長，同時，一些終身壽險或定期壽險也達到了數倍乃至數十倍的保障杠桿。
第三，保險金信托本身的私密性和便捷性，令身故保險金或生存金的安排能更貼近投保人的意愿，并無需提前(保險理賠未發生之前、信托資產未分配之前)公布或公證，其安排的更改也相對更私密與高效。近年來隨著一些著名遺產糾紛官司被八卦新聞傳播，國人們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遺囑公證是不等于繼承權公證的，所以復雜關系下僅憑遺囑就順利傳富或分配遺產的情況很少見。而基于《信托法》保護的保險金信托，則避免了繼承權公證的繁雜手續乃至遺產披露的手續。這種安排更適合對家族信托有概念無實踐的高凈值人群。
最后，雖然保險金信托的資產是非常簡單的(僅涉及與保險給付有關的現金資產，不涉及任何股權、房產、收藏等復雜的家庭或企業資產)，但其分配與傳承的原則和思考路徑與家族信托并無二致。都涉及到分配給誰、何時分配、分配條件與金額等。通過這種長期規劃與指定受益人，解決了很多現實中面臨的問題，如：
1、在復雜的婚姻與子女狀況中分別指定身前、身后的分配份額與條件；
2、激勵二代努力學習與上進(根據考取的學校及獲得的成績，分配不同金額的教育金)；
3、創造二代們追尋夢想、試錯的機會(若干次的創業金)；
4、為二代的婚姻風險提供事先的有條件的隔離與分配；
5、通過不同的分配方式對三代的價值觀與行為進行引導與約束，使家族精神得以延續；
6、通過約定方式、方法與標準，實現回饋相鄰或持續進行“心有余、力足夠、時不足”的公益項目。
高凈值人群在思考并設立保險金信托過程中，通常獲得的兩個最大的受益將是：
其一，保險保障是一個家庭保障的基石。盡管有些保險是不可能進保險金信托的(如重疾保險)，但對保險金信托的梳理，也是對家庭保障結構的梳理與鞏固。沒有妥善進行企業與家庭資產隔離、尚未完美處理婚姻風險帶來的資產風險，從富貴到貧民可能只是一紙通知書的距離；
其二，當你真正開始思考傳承問題的時候，也是你真正面對家庭的責任、家族的發展、對下一代的期望乃至社會責任，而檢視豐富內心世界的時候。
沒有妥善進行企業與家庭資產隔離、尚未完美處理婚姻風險帶來的資產風險，從富貴到貧民可能只是一紙通知書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