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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旦金融綜合統計得到了實現，那么就相當于監管層也就是警察蜀黍有了槍。
任何金融機構，只能在監管的眼睛下規規矩矩的跳舞，很難再做一些監管套利的事情。
拿大家最關心的剛兌舉例，如果我買進了C銀行理財A產品，公開信息顯示A產品購買的是B資管計劃。
那么一旦B資管計劃出了問題，而兜售A產品的C銀行還是照樣把錢給了我，用金融綜合統計數據一看不對，那么監管層就必須要查一查C銀行是不是在剛兌A產品了。
又或者說，明明B資管計劃的收益沒有那么多，但是C銀行還是照樣給了承諾的收益，那么也同樣要查。
甚至如果我明明是個低風險承受者，但是產品A卻是屬于高風險產品，那么很可能其中存在某些不當銷售。
因此，從上面的情況來看的話，未來金融機構的大監管模式絕對是大勢所趨。而回到我們開頭的問題，為什么余額寶偏偏在這個時候被罰款就很好理解了。
會有怎樣的影響？
對于普通投資者來說，這也無疑于一個晴天霹靂。因為這就意味著，一旦落地，未來投資銀行理財，需要小心再小心。因為一旦踩了雷，銀行想剛兌都還得三思。
而各大金融機構未來也很難再在監管的眼皮子低下頂風做壞事，因為被發現的可能性太大，監管爸爸們的天眼也不同意。
實際上，監管層的意圖絕對是好的。但是，任何事情并不是出發點是好的，結局就是好的。
或許馬云昨日在博鰲論壇上的看法也值得我們去思考：
“我擔心的是，現在很多監管者說，我們知道該怎么辦，但實際上他們不知道。他們用昨天的答案，去回答明天的問題。”
馬云甚至引述1865年英國的“紅旗法案”，形容一些監管者的思維方式就像那部法案制定者一樣落后。
馬爸爸這樣痛心疾首的放狠話，和余額寶這一年來屢屢被打擊有沒有關系呢？是不是在為余額寶叫屈呢？你猜是說者有心呢還是聽者有意呢？
但是回顧令馬云緊張的《紅旗法案》，這種擔心或許并不是沒有道理：
19世紀，汽車剛剛在英國開始流行。
而在汽車剛開始流行之時，186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一部《機動車法案》，其中規定：每一輛在道路上行駛的機動車，必須由3個人駕駛，其中一個必須在車前面50米以外做引導，還要用紅旗不斷搖動為機動車開道，并且速度不能超每小時6.4公里，比如今的單車時速還要低。
當然，這個后來被戲稱為《紅旗法案》的規定在現在看來是非常可笑的。而這部法案非常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因為過去沒有汽車只有馬車，所以英國監管層還是以馬車的管理方式管理汽車。
這種以遏制為主的監管方式直接扼殺了英國在當年成為汽車大國的機會，隨后汽車工業在美國迅速崛起。1895年，整整耽擱30年后，紅旗法案才被廢除。
而這部奇葩法律的出臺，完全是當時作為既得利益階層的馬車制造和運營商們的杰作。他們因為害怕汽車的產生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動用各種各樣的影響力給汽車產業設下了壁壘。
他們維護了自己的利益，卻損害了大眾的利益。而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決不是特例。
金融監管當然是必須要實施的。金融綜合統計也是一個好東西，可以完善監管層的監管手法和工具。但是最大的關鍵點還是在于，使用它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金融理財從野蠻生長走向大監管的新時代，到底應該疏還是堵，老百姓是不是會得到更優質更貼心的金融服務，或許才是真正需要重視的。獲取更多財經資訊，請隨時關注財經365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