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出現結構性失衡，遭遇發展困境
一是投資工具屬性弱化，資本市場買方功能受到削弱。2012年以來，銀、證、保等各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呈爆發式增長，但是，運作最為規范、真正做到“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公募基金規模僅有9.16萬億元，占比不足10%。以精選標的為目標的股票型基金份額規模自2013年以來持續下降，與2012年末相比減少52.6%（2015年提高股票型基金持倉下限也是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混合型基金大量興起，精選個股、長期投資讓位于趨勢擇時，對投資標的內在價值的關注讓位于短期波動收益，投資工具屬性弱化。2008年以來，公募基金持有A股總市值的比重持續下降，由歷史最高的7.9%下降到歷史最低的3.4%。公募基金的價值投資、長期投資功能嚴重弱化，無論是作為大眾理財的專業化工具，還是作為資本市場的買方代表，公募基金的主體地位遠未體現。
二是資金流入流出波動大，缺少長期投資生態鏈條。從資金來源看，公募基金以散戶化投資為主，真正的長期機構資金占比很小，養老金、保險資金等有長期配置需求的資金主要通過專戶管理，對公募基金無法起到支持作用。產業鏈發育不足，過多依賴外部銷售渠道，代銷關系削弱了公募基金募集職責，銷售利益最大化加劇頻繁申贖，公募基金認申贖總量與資產余額之比達到320%，其中，貨幣型基金認申贖總量與資產余額之比高達550%；從持有期限看，多數基金投資者并沒有把基金作為長期配置工具，平均持有期短，少于一年的占44%，少于三年的占67%。
三是公司治理偏離信托要求，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與上市公司類似，公募基金同樣面臨國有股話語權獨大，股權治理僵化，董事會功能受限、受托責任履行不充分等問題，股東利益尤其是大股東利益主導管理人行為和管理績效評價。從基金公司與投資者的關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公募基金過于追求短期規模和業績增長，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從基金公司與員工的關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對人才專業價值重視不足，缺少長效激勵約束機制，核心人才隊伍不穩定，多年來人才流失嚴重，2015年基金經理離職率達24.4%，創歷史新高（2016年有所降低，為12.5%）。
四是投資運作短期化，缺少長期核心價值。當前，短期功利主義是制約公募基金行業發展的重要原因，結構化產品、定增基金、定制基金等短期資金驅動型產品層出不窮，短期化行為突出。公募基金如果不能投資于未來，那么自身也就沒有未來。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即ESG原則是公募基金投資于未來的重要標準，全球諸多有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建立并遵循比較規范的ESG投資基準，有力推動了公募基金的發展，我國還停留在少數探索性實踐階段，缺少系統的、與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濟轉型需求相匹配的ESG投資與評價體系。
五是大資管法律基礎不統一，沖擊信托文化根基。從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看，各類資產管理業務的上位法既有《基金法》，也有《商業銀行法》、《信托法》、《保險法》，導致在監管層面，既有信托關系主導的突出投資人利益優先原則的監管規則，也有民商關系主導的遵從平等合同主體地位的監管規則，受托財產法律屬性不清晰，相關主體受托責任不明確，出現大量信貸業務與投資業務混同、違背委托人根本利益的現象，“剛性兌付”、“資金池”、“通道”、高杠桿結構化產品等違背資產管理本質的業務屢禁不止，助長了投機文化，沖擊大眾理財本質和信托文化根基。分業式監管疊加以機構為主的監管，導致大資管行業監管標準各異，監管標準與業務性質發生錯配，風險無法得到充分披露和有效監管，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帶來的負面影響已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