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本市場問題的根本解決，說到底還是要靠市場，而并非任何監管者的明智。監管的職責和職能在于：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而不是取而代之。
新華社文章痛斥中國資本市場“野蠻生長”亂象，語出驚人。不過，人們不能不問的是，中國資本市場的這種所謂的“野蠻生長”亂象，如果并非過甚其辭，那么，它又是怎么發生和發展而來的呢？
沒有比簡單地將什么問題都歸咎于市場的“野蠻”更容易的了。相較于國外發達成熟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到今天，依然充滿成長過程中的某些原生態特征，顯然是不奇怪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如今人們眼中的所謂“野蠻生長”，早已不復市場初期的那種雜亂無章的野蠻特征。反而更多地是一些曾經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應運而生的所謂創新工具或創新方式，時至今日卻不免顯現出與當前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和市場穩定大局不相適應的許多問題。如果說，當初的監管或囿于認識方面的時代性局限而難免有失察之虞，以至于今天的監管還常常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必要的修正和補課，這當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今天的監管者就可以文過飾非，把什么問題都推給過去，或推給別人，更不表明將中國資本市場的“野蠻生長”說成是一種所謂正常的市場現象，就可以說明一切。
事實上，今天中國資本市場的問題，并不是出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更多的恰恰是相反。我們的監管者也許在什么時候都把自己看得比市場更高明，殊不知恰恰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市場才總是身不由己，一牛起來就不像健康的牛，也許比瘋牛還瘋牛，一熊起來卻也更不像正常的熊，甚至比狗熊還狗熊。也就是說，市場的“野蠻”，在某種意義上，不妨可以說正是拜監管的“野蠻”所賜。
就在“改革牛”的說法盛行一時的時候曾經大行其道的杠桿配資，2015年成為殺牛的劊子手。可是，不知道為什么，在那段時間里嚷嚷得那么起勁的去杠桿，后來卻又不了了之，沒有了下文。有關資料顯示，在2016年，市場中仍有大量投資客對杠桿配資青睞有加，在某些券商繼續提供通道的情況下，配資公司進行場外配資的現象仍然較為火爆。然而，在失去HOMS系統之后，這種以人際約定為基礎的杠桿配資畢竟時有風險。在沒有明顯利空的情況下，近期某些批量個股連續跌停，長期盤踞于這些股票的杠桿配資大戶奪路而逃。據稱，他們似乎又聽到了配資監管政策收緊的信息。那么，杠桿配資的這種時起時伏，所反映的究竟是市場有空子就鉆的“野蠻”還是監管心口不一或隨心所欲的“野蠻”呢？站在不同的角度，想必不難有不同的理解。
除了市場的投機炒作之外，目前市場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莫過于新股發行。新股發行的加速，贊之者曰“通過IPO提速使股價回歸理性”，反對者無不指責其欲速則不達，影響了當前市場的穩定。已經很長時間聽不到聲音的經濟學家韓志國最近跳出來力主停發新股，沒有幾天卻就在與劉主席會宴甫畢之后隨即也改了口。原來的一周發10新股減少為7新股，如果就可以解釋為他們兩人之間各退一步的妥協成果，豈不未免也太小兒科了嗎？在筆者看來，新股發行的關鍵癥結，并不在于發多發少，而主要是股權結構不合理的問題。由于現在每只新股首發流通股的規模只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較小比例，大量限售股在新股上市時名義上雖然并不上市流通，方便了市場炒新，而在股價水漲船高被炒高之后，一解禁就無一例外地減持套現。所以，無論是新股圈錢問題，還是減持套現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新股發行制度的不合理所造成的。在沒有找到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之前，無論是停發新股還是限制減持套現，都不過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就是說，利好是暫時的，而留給今后股市的比堰塞湖更為嚴重的問題，則是比“野蠻”還更“野蠻”的無窮無盡。
中國資本市場諸多問題的存在，雖然是人們對有為有力而有效的監管不能不充滿期待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任何問題的根本解決，說到底還是要靠市場，而并非任何監管者的明智。特別是在《證券法》有待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尚且還談不上健全到位的條件下，監管政策的朝令夕改雖然是難免的，但是必要的審慎和穩定也是穩定和發展市場所必不可少的。監管的職責和職能在于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而不是取而代之；否則，監管者的心一“野蠻”，市場又怎能不是想不“野蠻”也無能為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