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強調“美國優先”，因此中美雙方的焦點首先集中貿易領域。盡管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足以為兩國在貿易問題上的合作提供依據，但未來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擴大以及特朗普政府減少赤字的承諾讓中美貿易沖突的風險不可小覷。中國應當聯合全球抵制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開放的國際經濟。

　　一、中美貿易結構是兩國的宏觀因素和經濟互補性決定的
　　

    中美貿易關系的深化使兩國人民受益，但雙邊貿易確實存在著不平衡。作為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中國在2016年貢獻了美國貨物貿易赤字的46%，以附加值計算也達到33%。同時，美方表示，金融危機前中國實施的匯率干預導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例過高，但近年來情況已經有很大變化。雖然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依然較高，但總體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并不失衡。

　　中方表示，中美貿易關系不斷增強是由兩國經濟體量和結構上的互補性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決定的。

　　一方面，從經濟結構看，中國在勞動密集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美國則在資本密集產業以及高產農業上有比較優勢，盡管這種情形正因為中國工資和資本存量的上漲在發生變化。一國的經濟結構決定其總體貿易是否平衡，而雙邊貿易平衡則由生產結構差異和相對優勢決定，貿易政策對經濟結構的影響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一國貿易逆差反映的是國內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距，投資大于儲蓄就會產生貿易逆差，反之產生順差。在不改變整體儲蓄和投資的情況下，試圖用貿易壁壘解決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只會將貿易赤字從一國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以貿易總額的縮減和效率下降為代價，造成兩敗俱傷甚至拖累全球經濟。

　　中美雙方都認為，鑒于中美兩國的經濟互補性以及背后的宏觀因素，中美間的貿易不平衡很可能會持續。事實上，中國已經處于經濟再平衡的進程中，國內投資和消費結構的改善將有助于緩解雙邊貿易失衡。相反，特朗普的經濟政策造成的財政赤字的增加以及美元估值的潛在影響將會擴大美國的整體和雙邊貿易赤字。

　　二、2018年以后中美貿易摩擦可能升級
　　

    盡管雙邊貿易差額對于衡量競爭力得失并沒有任何意義，但是美國新一屆政府執著于減少雙邊貿易赤字。中方有理由擔心特朗普政府會采取單邊的貿易保護措施，甚至繞過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來爭取其“美國優先”的地位。

　　美方認為，降低貿易逆差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美國的儲蓄率，但不幸的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卻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正如1980年代中期的里根政府，財政寬松、貨幣緊縮的宏觀政策會增加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中國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很可能繼續上升。考慮到匯率因素及各國間的增長率差異，美方預計2020年特朗普任期結束前，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將為現在的兩倍或更多。

　　美方認為，如果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中期選舉和2020年大選期間仍然承諾減少與中國及其他經濟體的雙邊貿易赤字，那么屆時中美貿易緊張關系會升級。值得警惕的是，現行法律賦予了美國總統在貿易政策方面相當大的職權，允許其不經國會批準單方面展開行動。鑒于特朗普團隊對貿易和全球化的敵對意識形態，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很可能在中期對中國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采取單邊主義的保護政策。

　　三、對美國的建議
　　

    中美雙方建議，美國各界應糾正特朗普政府對雙邊貿易差額的過度關注。雙邊貿易差額不應該是任何公共政策的立足點，將雙邊差額作為政策目標可能激發不必要的沖突并帶來傷害。中美間的貿易問題應限于市場經濟地位、知識產權、國有企業或外國企業收購障礙等重要議題。如果美國發動貿易戰，很有可能會升級為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全面對抗，并最終將所有其他國家帶入“以鄰為壑”的陷阱，對全球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需要提高兩國政策制定者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對這一后果的認識，是避免最壞情況的關鍵。

　　中方和美方都建議美國政府維護基于規則（rule-based）的多邊貿易體系，而非通過雙邊方式處理貿易問題。特朗普政府處理經貿關系的重點在雙邊，但雙邊主義的做法不再符合全球貿易發展的特征。過去幾十年全球化進程中，產業鏈和供應鏈已經發展成了全球性的網絡體系。如果不充分利用全球體制和區域安排，只靠雙邊談判難以解決貿易問題。上世紀80年代美國也采用了針對日本的單邊貿易措施，而其他國家聯合在一起，共同設計了更好的貿易規則，把美國又帶回到多邊貿易框架當中。這也為1995年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奠定了基礎，完善了基于規則的全球貿易框架。如果美國試圖通過雙邊的方式解決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問題，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大得多。基于規則的多邊機制是更好的處理國際間貿易問題的方法。

　　四、對中國的建議
　　

    匯率問題、非市場經濟體地位、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準入等議題都有可能成為中美兩國貿易關系的引爆點。面對這樣的風險，中國需要兩個層面的策略：一個是在短期內緩和緊張局勢的措施，另一個是在短期措施失效時的中期方案。

　　中美雙方建議，在短期內中國應避免針鋒相對，并加強與美國的貿易合作。從短期考慮，中國可以向美國派出采購團，簽署大額的進口協議。中國也可通過國有企業將對其他國家的部分進口需求轉移到美國，例如天然氣、石油等能源產品。這些舉措對增加進口有更加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也可能提出減少農產品和服務業（如旅游、金融、軟件和文化產品）的進口壁壘，而這些正是美國在中國市場上相對優勢較強和滲透率較高的產業。鑒于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以及中產階級崛起，中國有很大的潛力成為美國服務出口的重要市場。此外，盡管美國在高新技術產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但高薪技術產品僅占在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一小部分，反映了美國對出口中國高科技產品的限制。敦促美國放松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的禁令也有利于提高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

　　中美雙方建議，面對中期可能升級的貿易沖突，中國應通過多邊渠道采取反制措施。鑒于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和中美雙邊貿易赤字幾乎肯定會擴大，以及特朗普政府減少赤字的承諾，中期來看貿易沖突的風險會增多，因此中國也要準備對特朗普政府未來可能施加的壓力作出回應。首先，中國應該盡可能避免單方面的報復打擊，這是對美國政府過去幾十年在國際商業中所倡導的原則的肯定，而這些原則仍國際貿易體系的基礎。中國應當利用現有的國際體系，從法律上挑戰并在適當情況下報復美國的保護主義和欺凌行為。其次，中國應與其他國家一起聯合抵制特朗普政府違反國際規則的做法，維護現有制度。這也意味著中國應通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協議積極推動區域和其他自由貿易協定，通過可見的且合法的貿易轉移和美國企業機會的喪失，使特朗普政府認識到其做法的錯誤。

　　另外，中美雙方都認為，加快結構改革和市場開放既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也是避免與美國經濟沖突的最佳策略。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擔憂是沖蝕中美貿易關系的重要因素。美方認為，盡管過去四十年來國有經濟的市場份額已經大幅下降，但國有企業在金融、電信等服務行業仍然占主導地位，政府仍然通過不透明的形式為企業提供補貼、優惠貸款的現象仍然存在。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符合中國改革的自身利益，避免處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不利位置。如果中國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減少鋼鐵和鋁的產能過剩，這將會適時給特朗普政府一個“勝利”，而實際上中國鋼鐵生產商的真正競爭對手在印度、韓國和土耳其。這也將提高中國的生產率，最終服務于中國自身的經濟改革目標。

　對此，我們將繼續跟蹤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