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365（www.hand93.com）10月19日訊：吳曉波：他生來不是讓你喜歡而是讓你警醒!

如果有人評選“全球最讓人討厭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很可能會排名第一，至少肯定不會跌出三甲。

他是小布什總統最討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特朗普政府最刻薄的批評者。他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輕蔑，讓他失去了最大的商業票房市場。每次經濟學家聚會，他總表現得跟大家格格不入。他被邀請去聽蘋果公司CEO的演講，回去后寫專欄，說人家一直在不知所云。

如果你對他說“不”，他會表現得比你還興高采烈。

但是，他又是全球讀者最多的經濟學家，被認為是自凱恩斯之后文筆最好的經濟學者，更有人認為，他是活著的經濟學家中影響力最大的那一位。

讀他的書，你也許會不認同他的觀點，但會被他分析問題的方法和絢爛而遼闊的視角所迷倒。

1

克魯格曼出生于1953年，是地道的紐約長島人。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時，就因為狂妄自大而不受同學待見。有一次申請研究生獎學金，他因為遭舉報，而被硬生生地從名單中撤了下來。

畢業后去耶魯大學教書，25歲時，他發表了一篇關于國際貿易模式的論文，后來因此得了諾獎。30歲那年，他去華盛頓擔任總統經濟顧問，主筆了198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

1992年，克林頓競選總統，邀請比他小7歲的克魯格曼擔任競選顧問，兩人主張接近，氣味相投。克魯格曼使出了全身解數助選，希望克林頓當選后能聘他當總統首席經濟學家。結果，克林頓如愿跑進白宮，卻把聘書給了另外一個人。克魯格曼說：“從性格上來說。我不適合那種職位。你得會和人打交道，在人們說傻話時打哈哈。”

克魯格曼暴得大名，是他準確地預言了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

從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東亞四小龍快速崛起，東亞發展模式成為經濟學界的一個顯學名詞。1994年，克魯格曼卻不合時宜地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激烈批評新加坡、韓國等國家高度依賴政府主導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資拉動，因此不具備可持續性，東亞模式“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要幻滅”。

1997年，克魯格曼出版《流行的國際主義》（Pop Internationalism）一書，再次拳打腳踢，啟動“克氏批判程序”。

他拳打競爭理論。邁克爾·波特在其競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國家競爭戰略優勢》中，試圖把商業界成熟的競爭理論延伸至國家治理。克魯格曼卻認為，“定義國家的競爭力比定義公司的競爭力困難得多”“……有人以為，一國的經濟財富主要取決于它能否在世界市場上取得勝利，這種看法不過是個假說，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偏執于競爭力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會干擾國內政策的制訂。”

接著，他繼續腳踢東亞模式。在《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中，他直接把東亞四小龍稱為“紙老虎”，他輕蔑地寫道：“如果說亞洲的增長有什么秘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為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他斷定，它們不可能再保持前幾年的速度，甚至有可能爆發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危機。

就在此書發表的第二年，泰銖泡沫破滅，一場金融危機席卷東亞各國，克魯格曼成了那只預見了危機的“超級烏鴉”，《流行的國際主義》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在極短的時間里狂銷120萬冊。

2

克魯格曼師出麻省理工學院，秉承了薩繆爾森學派的市場主張，他從不反對政府干預，但是對政府主導模式保持深刻的質疑，這既關乎政策設計的技術層面，更來自于意識形態。他在《亞洲奇跡的神話》寫道：“亞洲的成功證明了更少公民自由與更多計劃的經濟體制的優越性，而這種體制是我們西方所不愿意接受的”。

相比于國家主導模式或波特式的競爭理論，他更信仰市場和技術的革新力，認為并非全球競爭，技術變革才是真正重要的。技術進步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增長。

他多次引用同事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的一個估算：在美國長期人均收入的增長中，技術進步起了80%的作用，投資增長只解決了余下的20%。

1999年，克魯格曼出版了《蕭條經濟學的回歸》（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他警告人們，現實世界正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所有問題都一針見血地涉及到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經濟的生產能力，已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

相比于檄文般的《流行的國際主義》，克魯格曼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回到了更具結構性的闡述。全書以很長的篇幅回顧了1997年7月1日——他稱之為“世界新秩序的轉折點”——以后的東亞金融風暴全景，同時專題討論了20世紀90年代的拉美和日本經濟模式。克魯格曼試圖把眼前的世界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實現一次長跨度的呼應，從中尋找出經濟蕭條的共同規律，以及新的應對策略。

在書中，克魯格曼的一些觀點表達了對凱恩斯的敬意，在一個需求不足的世界中，自由市場體制是難以持續生存下去的，盡管我們已經享受了自由市場的所有好處。他因此被視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沒有像《流行的國際主義》那樣，獲得驚呼式的暢銷，不過，它顯然“活”得更久。進入新世紀之后的全球經濟，在很長時間里并沒有出現全面性的蕭條，這當然不是經濟學家們的功勞，而是要感謝喬布斯、貝索斯和扎克伯格。但是，局部的蕭條從來沒有消停過。

每當這一時刻，人們就會回想起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和1997年的那個東亞夏天，然后，克魯格曼的幽靈就出現了。更多資訊，關注財經365股票或“財經365網”微信公眾號看財經深度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