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隨著馬克龍勝選，法國問題塵埃落定，但歐洲前景依舊不容樂觀。我們的研究表明，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經濟成本二元分化，進而導致歐盟各國的民粹基礎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法國大選的平穩落地并不意味著歐洲民粹的根本緩解。2017-2018年，民粹政黨仍有可能在意大利、匈牙利、塞浦路斯等國家的選舉中形成局部突破，引發地緣政治格局的動蕩。對于歐洲來說，黑天鵝只是暫時遠離，并未全部消失。
歐洲一體化的經濟收益分配不均
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盟，區域經貿合作的實際利益始終是歐洲一體化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后，歐洲社會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再度興起。現實的經濟利益取代“大歐洲”理想主義，成為維系歐洲一體化的關鍵紐帶。然而，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歐盟各成員國的獲益并不均衡，導致了退歐傾向的差異化分布。
第一，區內貿易。本世紀以來，歐洲單一市場建設取得長足進步，有效清除歐洲內部的貿易壁壘和制度藩籬，推動了區內貿易的發展。2002-2016年，歐盟現有28個成員國之間的出口總量從1.9萬億歐元上升至3.1萬億歐元，成為歐洲一體化的重要紅利。但是，由于產業布局的演變，貿易增長紅利的分布并不均衡。根據歐盟委員會的研究[2], 2000年以來，高端制造業的布局保持穩定，而中端制造業向中東歐成員國迅速轉移，進而重塑了歐盟內部貿易格局。2000-2014年，憑借中端產品的出口，波蘭、捷克、荷蘭、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成為區內貿易發展的主要受益者，在歐盟內部出口的占比分別增長2.7、2.0、1.5、1.1和0.8個百分點。傳統貿易強國則出現了分化。一方面，得益于歐盟內部市場的擴張，比利時、盧森堡和德國的高端產品出口增長強勁，并實現了總體出口占比的穩中有升。另一方面，英國、意大利、法國的高端產品出口增長疲弱，疊加中端產品出口的大幅衰退，導致其在歐盟內部出口的占比分別降低1.5、3.1和4.0個百分點，成為區內貿易發展的主要受害者。
第二，要素流動。歐洲單一市場和申根區的制度創舉，加速了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優化了歐盟范圍內的資源配置。但是，這一過程對各成員國經濟的實際損益并不相同。人員流動方面，勞動力主要從欠發達的中東歐成員國流向發達的西歐成員國，有效降低了流入國的勞動力成本增速。2000-2014年期間，剔除深陷歐債危機的國家，波蘭、德國、荷蘭、奧地利和法國的單位勞動成本增速為歐盟最低，維護了在區域經濟中的相對競爭力。資本流動方面，根據歐盟委員會的研究[3], 核心國家、西南六國和東歐國家的投資額變動路徑分化明顯（詳見附圖）。2000-2014年期間，歐盟核心國家的投資額平穩上升，2014年投資額雖低于2008年峰值，但仍較2000年高出11.4%。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東歐國家的投資額先出現大幅回落，然后高位維持，2014年投資額較2000年高出56.0%，并高于核心國家。與之相反，危機后的西南六國投資額一路探底，2014年投資額較2010年下降14.3%，成為歐盟資本配置中的弱勢方。
歐洲一體化的經濟成本二元分化
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不僅給歐盟成員國帶來經濟收益，同時也產生了繁重的經濟成本。這一成本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維系歐盟運行所需的財政成本，二是成員國向歐盟和歐央行讓渡政策權利而產生的制度成本。在當前格局下，兩種成本的分配截然不同。歐洲傳統強國主要承擔財政成本，并借此獲得了歐盟經濟政策的主導權。而非主導成員國雖然在歐盟財政支出中獲得援助，但是因此付出的制度成本卻依然沉重。
第一，財政成本。對于歐盟財政預算，各成員國一般按照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左右進行分攤。但是，歐盟財政支出的流向并不平均，因此對各成員國造成的實際負擔存在巨大差異。2008-2015年，僅有11個成員國對歐盟提供了財政凈貢獻。其中，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年均歐盟財政凈貢獻額分別高達111.2、63.9、58.0和44.5億歐元，在凈貢獻總額中占31.3%、18.0%、16.3%和12.5%，是歐盟財政的支柱。同一時期，欠發達的中東歐地區（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和深陷債務危機的南歐地區（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則獲得了最多的歐盟財政凈支出，是歐盟財政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制度成本。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非主導成員國需要支付沉重的制度成本。面對歐債危機，由于大部分非主導成員國已加入歐元區，因此既無法通過貨幣貶值稀釋債務，也無法在歐央行的政策博弈中占據優勢，導致歐元區貨幣政策與本國經濟周期的錯配。同時，由于對歐盟政策的影響力較弱，這些國家從歐盟獲得的資金援助不僅反應遲緩，而且通常附加過于嚴苛的財政紀律，要求當地政府大幅削減開支，客觀上不利于在危機中刺激經濟。因此，部分非主導成員國陷入了長期的經濟困局。2007-2016年，歐洲全要素生產率降幅最大的5國為希臘、愛沙尼亞、克羅地亞、塞浦路斯和盧森堡（詳見附圖）。同期，歐洲年均債務風險最高的5國為希臘、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和愛爾蘭（詳見附圖）。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雖然提供了第4高的歐盟財政凈貢獻，但是對歐盟的影響遠不如法、德兩國，與歐盟的政策爭端近年來日趨激烈。其全要素生產率降幅和債務風險也位居歐盟前列。因此，由于介于主導國和非主導國之間，意大利承受了財政成本和制度成本的雙重壓力。
歐洲民粹勢力的經濟基礎差異顯著
隨著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烏合之眾”的非理性可能戰勝主流理性，微觀潮流可能背離宏觀數據，從而導致黑天鵝風險。僅考察歐洲一體化的收益和成本，不足以全面、準確地評估各國的退歐傾向。因此，我們從以下兩個維度出發，對歐盟各國的民粹勢力基礎進行比較：
第一，就業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后，歐洲民眾特別是青年和底層民眾的就業狀況持續惡化，是本輪民粹勢力崛起的主要原因。從絕對水平看，2016年歐盟失業率最高的5國為希臘（23.6%）、西班牙（19.6%）、克羅地亞（13.3%）、塞浦路斯（13.1%）和意大利（11.7%）。從相對變動看，2007-2016年，希臘、西班牙、塞浦路斯、意大利和立陶宛的失業率分別增長了15.2、11.4、9.2、5.6、和3.6個百分點，為歐盟最高。從結構層次看，意大利（19.9%）、保加利亞（18.2%）、羅馬尼亞（17.4%）、克羅地亞（16.9%）和塞浦路斯（15.9%）的青年失業率位于歐盟前列。綜合而言，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塞浦路斯和克羅地亞的就業問題最為嚴峻，為民粹主義提供了發展溫床。
第二，居民收入。近年來，隨著歐洲經濟增長放緩，民眾收入的降低和伴生的不安全感為民粹浪潮提供了充沛動力。從相對變動看，2007-2016年，歐盟人均GDP下降最多的國家為希臘（38.1%）、塞浦路斯（26.5%）、英國（19.8%）、意大利（19.5%）和西班牙（18.7%）。從公平性看，2015年歐盟基尼系數最高的5國集中于中東歐，依次為立陶宛、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從安全感看，2015年在匈牙利、塞浦路斯、拉脫維亞、克羅地亞和希臘的居民中，分別有72.2%、60.5%、60.4%、59.8%和53.4%的比例無法承擔意外財務支出，具有最弱的經濟安全感。綜合而言，南歐和中東歐國家的居民收入狀況更為惡劣，最有可能成為民粹政黨上臺的導火索。
多層的歐盟與潛藏的黑天鵝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聚焦歐洲一體化的收益、成本以及民粹勢力的經濟基礎，比較了歐盟各國退歐傾向的強弱。我們認為，當前的歐盟不僅“多速”，而且“多層”。除了正在退歐的“旁觀者”英國外，各成員國在利益格局上分屬不同層次。第一層，支柱國，包括德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承擔主要的歐盟財政支出，同時享有歐盟政策的主導權。其中，較之于法國，德國在歐洲一體化中獲利更多，民粹基礎更為薄弱，是歐洲一體化最核心的維護者和領導者。第二層，主要受益國，包括歐盟的大部分成員國。其中，借助歐洲一體化，西歐和北歐國家有效降低勞動成本增速，維持了國際競爭力；中東歐國家則得以引入大量投資，并接受中端制造業的轉移。第三層，次要受益國，包括：意大利、希臘、塞浦路斯、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克羅地亞。這些國家在歐洲一體化中的收益并未顯著高于成本，同時受到民粹勢力的沖擊，將保持較強的退歐傾向。
展望未來，2017-2018年，共有16個歐盟成員國將進行重要選舉（詳見附表）。我們認為，以下事件將蘊藏黑天鵝風險。第一，匈牙利大選，民粹主義在匈牙利已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如果此次民粹政黨再度執政，那么匈牙利將大概率采取更為激進的反歐洲一體化措施，并可能直接沖擊斯洛文尼亞、拉脫維亞的議會選舉。第二，意大利大選，民粹政黨可能強勢崛起，并開啟退歐進程。第三，塞浦路斯和希臘的退歐風險將大概率再度高漲，并可能通過塞浦路斯總統選舉、希臘提前大選或兩國各自的退歐公投加以體現。因此，2017-2018年，歐洲地緣政治格局并不平靜，歐洲一體化的真實倒退仍有繼續深化的可能，潛藏于多國大選中的黑天鵝風險值得投資者長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