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媒體報道，一個在中國做高管的日本人，退休后久居中國舍不得離開，原因竟是因為西瓜。畢竟在日本，西瓜貴到蒼老師都要抱怨。

　　如果說“日本人為西瓜移民中國”還只是一個段子，那么眼下在日本爆發的“薯片荒”則是真的危機了。

　　近日，由于國內土豆供應短缺，日本多家食品企業宣布停售數十款薯片。擔心吃不上這一口的民眾紛紛瘋狂掃貨，一時間薯片及薯條的價格飆升，超市貨架也長時間沒有補貨。

　　對于此次“薯片荒”，有媒體分析認為，日本市場上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堅持使用“國產土豆”，但由于今年氣候異常等因素，日本國產土豆跟不上需求，外來土豆又進不來，才讓薯片奇貨可居。

　　那么，日本為何在農業領域實施如此高門檻的貿易保護主義，所謂的“薯片危機”以及“糧食危機”真的有那么嚴重嗎？

“每天多吃一口飯，提高一個百分點”

　　說起來，日本人對于食品“國產”的講究讓外人多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根據相關輿論調查，90%的日本人會在價格同等的條件下考慮國產食材，超過50%認為即使價格更貴也只考慮國產食物。

　　雖然不可否認部分日本國產食品的質量、安全性存在優秀之處，但這種“寧可貴也要國產”的偏執習慣以及昂貴的國產食品價格，多少壓縮了日本人在食品以外的消費，因此日本國民每年用于食品的開支也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達到了年收入的13.7%。(美國為6.7%、英國為9.3%。)
　　即便日本人是如此拘泥于國產食材，但人們還是發現傳統日本料理的食材正在被外來食材所侵蝕。一道傳統的日本料理天婦羅蕎麥面中，按卡路里計算僅有22%源于日本國產的故事廣為流傳。傳統日料味增湯中所使用的裙帶菜、大豆的自給率也不過39%和28%。日料烏冬面所使用的小麥粉的自給率更是只有13%。

　　在日本學校教育中，對于糧食的憂患意識教育尤為突出。日本學校教育中教導學生，日本的糧食自給率按卡路里計算僅有40%。政府也配合進行這種危機意識宣傳，日本農林水產省制定了在2025年將糧食自給率提高到45%的計劃，為了配合該項計劃，2008年農林水產省成立了FOOD ACTION NIPPON協會，通過與企業、觀光協會、學校、媒體等諸多組織的合作，希望將提高糧食自給率作為一項全民運動進行推廣。

　　“每天多吃一口飯，提高一個百分點(糧食自給率)”、“認真吃早飯(日本主流早飯是米飯)，提高一個百分點”、“不剩飯，提高一個百分點”，雖然這類口號讓人忍俊不禁，但也讓人看到日本全民對于糧食自給率一事的重視程度。(雖然如此，十年以來這項全民運動成果乏善可陳，日本的糧食自給率沒能得到提升反而略有下降。)
　　因此通過政府、媒體、學校教育和宣傳的作用，雖然身為發達國家國民，日本人對于糧食的危機意識之高卻不同尋常。根據日本內閣府的調查，超過80%的日本民眾認為需要提高糧食的自給率，并對未來穩定的糧食供給感到不安。

　　是否杞人憂天
　　

    那么日本這種對糧食自給率的危機感是否是杞人憂天呢？下面便來一一剖析。

　　日本政府采取的世界獨一無二的卡路里自給率統計方法，或許也加劇了日本人對于食品保障的擔憂。卡路里給人一種和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感覺，帶給國民一種似乎進口的食物一斷絕，日本便會陷入饑饉的人間煉獄的感覺。

　　但若換一種算法按國際通用的生產量計算的話，日本的糧食自給率能達到70%左右，并非如此不堪，而且按照凈產值算也能排名世界第九，絕非農業小國。日本農產品中自給率較低的部分主要是飼料、油脂類、部分水果和肉類。根據目前日本政府的同類算法，農業大國荷蘭的卡路里自給率只有19%，此一例便可知該算法的偏向性。

　　此外再看日本糧食進口的細目，2016年日本的進口總額為66兆日元，其中糧食進口為6兆左右，約占進口總額的1成。在重要的口糧大米和主要蔬菜上，日本的自給率幾乎達到了完全自給，幾乎無需進口。

　　對進口糧食項目進行細分的話，生活必不可缺的小麥、玉米、大豆等食物和肉類接近20%，蝦、金槍魚等水產的進口為20%，此外還有香煙、咖啡、紅酒等嗜好品。

　　糧食自給率的下降和戰后日本人飲食結構的變化也息息相關，日本在戰后人均大米的消費類下降、肉類消費量上升，連帶著對肉類、畜產品飼料的需求也上升。若嚴格來說，只有肉類和與肉類相關的畜產品飼料所占的20%，才是與生命息息相關的。

　　再者，長期以來全球范圍內的糧食增產也讓糧食的供應、價格日趨穩定，這對糧食部分依賴進口的日本而言降低了風險，糧食價格大規模波動危機經濟幾乎沒有可能。在20世紀50年代農業綠色革命以來，由于化學肥料的發展，尤其是氮肥料制造技術的普及，以及轉基因技術(撇開轉基因技術不對人體有害與否的爭議)的進步，都讓農作物產量也得到了巨大增長。

　　過去四十年間全球人口增加了189%，但是谷物的增產卻超過了人口增長達到了215%。全球糧食價格的穩定也體現在糧食進口在日本進口結構比重的下降上。1960年代日本的糧食自給率雖然維持在70%左右(按卡路里計算，按產量計算則超過80%)的高水準，但糧食在進口額中一直在12%上下。21世紀以來，雖然自給率大幅下降，但糧食的比重卻不升反降，一直低于10%。由此看來日本可謂是這場全球綠色革命的最大獲益國之一。

　　還有人擔憂日本受國際緊張局勢影響，導致某日海外進口航路被切斷，使得糧食無法進口而被餓死，但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首先日本主要的糧食進口國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友好、同盟國家，在未來翻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萬一日本的進口航路被切斷，真正危險的不是勉強自給的農業，反而是自給率僅4%的能源。

　　由此觀之，日本的農業自給率雖然數字并不理想，但問題遠未達到如農林水產省和大眾認為的那般嚴重，而過度執迷于提高國產食材自給率，不過導致國民徒增糧食的開支并浪費稅金罷了。

　　誰在危言聳聽
　　

    那么為什么日本國民深信農林水產省宣傳日本糧食自給率急需改善的神話呢？這就和日本農業相關團體和農業在日本政治中不成比例的發言權密切相關了。

　　在日本內閣之中，主管農業的農林水產大臣這一職位并不起眼，由于農林水產大臣在任期間甚至退職后總是丑聞、厄運纏身，而且從該職位鮮有日后榮升首相者，被日本媒體稱為“鬼門”和“被詛咒的職位”。

　　雖然日本已經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農業作為一個產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日本農業的產值不過8兆多日元，為GDP的1%左右，甚至不及豐田、松下等大企業的年度營業額)，但農林水產省仍作為內閣一個重要的職位繼續存在，并保持和巨大農業團體農協之間的密切聯系。

　　農會日本協同組合(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簡稱農協、JA)由于允許祖輩務農者也可以加入，因此農協的成員人數超過農業人口，達到了1000萬人。JA一直以來由于與農林省說不清道不明的共生關系和“天降”問題(天下り，即農林省官員退休后進入農協出任顧問)，而被人詬病，農林省也被視為農協的代言人。此外農協不僅從事與農業相關的事業，還參與金融、信貸業務，坐擁的農林中央金庫對日本地方經濟擁有巨大的發言權。

　　農協內部講求平等主義的傾向，也固化了日本農業原有的零碎化、小規模經營趨勢。此外，農協還通過對農業用地轉讓的設限和對農產品價格的制定權，讓試圖大規模、專業化經營的業者無從下手。這也間接提高了日本國產農產品的價格，并壓縮了日本國民的錢袋。

　　在這場煽動日本糧食危機和推動農產品國產化的運動之中，農林水產省和農協正是其中的主力，并通過煽動糧食自給率危機，喚起了國民對于農業問題的關注，并換得了來自政府的巨額農業補貼。

　　此外，日本農村人在政治中不成比例的相對影響力也是一因。當下日本的總戶數為5000多萬戶，其中農戶包含兼農戶不到300萬戶，不及整體的1成。那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為何農民會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影響力呢？

　　因為日本當下的選舉制度基本是基于1940、50年代的人口分布來劃分選區的，此后的選區改定沿襲只增新選區不減舊選區的原則。雖然戰后大部分日本民眾生活在農村當中，隨著日本工業的起飛，大部分農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因為修改選區劃分的權限在于國會，或說在于占國會多數席位的執政黨自民黨手上，以農村地區為根基的自民黨在這場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比賽中，顯然很難真心實意地去消除各個選區之間一票差距的問題。

　　不同于瞬息萬變的都市地區，在農村地區的選舉中除了金錢的因素之外，地緣、血緣的作用尤為突出。田中角榮在新潟第3區的“地方王國”，讓他橫跨40余年不受個人政治沉浮的影響，連續當選16次便是一個典型案例。此外日本政治上也遵循“年功序列”原則，當選次數越多的議員在內閣中的位置越高，是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因此擁有穩定農村選區基礎的議員自然成為政界大佬，也讓為農村地區代言的議員在政治上有了不同尋常的發言力。

　　雖然在TPP的談判中，日本在“圣域5項”——米、麥、糖、牛豬肉、乳制品這些重要的農業領域暫時避免了完全撤銷關稅，但中長期撤銷農業保護政策大方向，也逼迫農協往廢除平均主義、支援農戶專業化的轉型方向踏出了一步。但TPP的擱淺讓農協著實松了一口氣，并緩和了改革的壓力，短期看來煽動農業自給率危機、宣揚國產食材神話的結構仍將繼續。而日本消費者也只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那價格不菲的國產食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