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幅金融景象非常熟悉，都是《監守自盜》(Inside Job) 和《大空頭》(The Big Short，見上圖)等電影中的場景。金融能手們購買了數十億美元的高風險貸款，并將它們重新打包為帶有多層次債務的復雜投資產品。信用評級機構將最高層債務評為AAA。包括養老基金和慈善組織在內的機構投資者競相購買這些貌似無風險但高收益的投資產品。緊張不斷加劇。
但這不是2006年或者2007年的情景，而是現在。盡管美國政府談論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但現實情況是，監管機構多年來一直無視這部法律，現在影子金融市場出現了泡沫。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近十年后，續集來了。
這次的罪魁禍首是“貸款抵押債券”(collateralised loan obligation，簡稱CLO)。與早先晦澀難懂的產品一樣，CLO是將高風險的低評級貸款打包為具有吸引力和高評級的投資產品。今年5月有兩筆CLO發行，每筆都超過10億美元，專家們估計今年還會有價值750億美元的CLO發行。Antares Capital最近完成了一筆21億美元的CLO發行，這是美國自2006年以來規模最大、歷史上第三大的CLO交易。盡管這些協議中的大多數貸款是“垃圾”級別，但逾半數新債券是AAA評級。聽起來很熟悉是吧？
在本世紀初，名為“債務抵押債券”(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簡稱CBO)的類似高評級產品非常流行。最初，它們似乎沒啥危害，或者至少危害沒有大到它們的崩盤可能蔓延至整個金融行業的程度。但是在監管機構忽視其增長的時候，它們越來越不透明，而且利潤越來越高，信用評級與現實脫節。與房屋地基出現裂縫一樣，這些風險最初似乎很小。但高評級掩蓋了整個結構的不穩定性。直到最后為時已晚。
《多德-弗蘭克法案》本有望阻止這些信用評級的花招。但美國證交會(SEC)允許這些機構規避該法。盡管《多德-弗蘭克法案》會讓這些機構為錯誤評級承擔責任，但證交會免除了它們的責任。同樣，國會禁止這些機構獲取有關它們所評級的發行人的內部信息，但證交會同樣允許這么做。隨著CLO的發展，裂縫再次擴散。
在去年圣誕節前夕，《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所謂風險自留規則生效，要求這些復雜協議的組織者承擔一部分風險。但聰明的金融家安排第三方來承擔這種風險。
信用評級機構，尤其是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和標普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是這種故事的主角，就像原版金融危機一樣。它們用來評定AAA評級的計算機程序依然存在缺陷。因為貸款違約可能蜂擁而來，數學模型應該考慮“關聯風險”，即違約同時爆發的可能性。但CLO的模型假定關聯風險很低。當違約同時出現的時候，這些所謂的AAA投資產品將會血本無歸。CLO只是換了包裝的CDO.
一些專家說，這次有所不同。7月早些時候，隸屬紐約人壽保險(New York Life)旗下的麥迪遜資本融資(Madison Capital Funding)的董事總經理阿希什沙阿(Ashish Shah)告訴一眾CLO專家們，他們在2017年不必擔心違約問題。他說：“人們對資產的渴望非常強烈。”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大學捐贈基金會既要求安全性，又要求高回報。CLO似乎滿足這兩個要求。
美國證交會內部新設立的一個信用評級辦公室本應為這種渴望把關。但是當我依據《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發出詢問函，尋求確認哪些信用評級機構被發現違反了證交會法規的時候，監管機構拒絕透露名字。違規者依然沒有被公諸于眾。
金融市場很難管。商學院的新畢業生必然比監管機構的新人領先一步，許多最沒有信譽的企業之所以發現很容易借到錢，是因為它們的貸款可以被迅速重新打包賣出。在圍繞《多德-弗蘭克法案》廢除與否的辯論中，立法者應該密切關注這些復雜的投資產品，以及助長這些投資產品的機構們。
一些人可能宣稱，CLO有所不同，或者規模較小，或者監管機構如今準備更為充分，或者企業貸款不可能像住房抵押貸款那樣同時違約。但在本世紀初，在風險蔓延至大銀行和美國國際集團(AIG)、市場逐漸失控之前也存在類似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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