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紐約時報》報道，在上周末召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年度股東大會上，該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有“股神”美譽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說道：“稅收體系不會導致我們的全球業務受損。”
在這次有“資本家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之稱的大會上，巴菲特含蓄地對其他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提出了指責，他們一直都在游說特朗普政府和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們調低公司稅。
巴菲特說道，事實上，一個比公司稅險惡得多的“妖怪”正在逼近美國企業，那就是醫療保健費用。有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一直都在集中致力于尋求少繳稅，但他們應該把注意力轉移到這種費用上去，那樣做才是明智的做法，這是因為醫療保健費用正在不斷膨脹并“吞噬”這些公司的利潤。
在此之前，推進企業稅改革已經成為了企業高層心目中的“北極星”，許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把希望寄托到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政策計劃上，他試圖通過調低企業稅稅率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
但正如巴菲特所指出的那樣，這些首席執行官們正在錯過一個更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才應該成為他們的“圣杯”。維持美國醫療保健體系——醫院、醫療保健組織、醫生出診、處方藥、醫療設備、保險公司、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等——的費用在美國GDP總額中所占比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上升，而這種費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美國企業承擔的，并且企業承擔的比例還在上升。
這種費用指的并非醫療保險的費用；在整體費用中，醫療保險費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巴菲特的想法似乎是，今天的企業稅稅率只是一個會讓企業分心的因素而已，卻并非企業實現增長的真正阻礙。
“如果你回顧1960年前后，那時候企業納稅額在GDP總額中所占比例為4%左右。”巴菲特說道。“而時至今日，其在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則約為2%。”
他說道，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企業稅在GDP總額中所占比例下降的同時，醫療成本所占比例則已大幅上升。在大約50年以前，“醫療保健費用在GDP總額中所占比例為5%，而現在則已達到了17%左右”，他說道。
巴菲特的這番言論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觀點之一，提醒人們該把注意力重新放在醫療保健體系的基礎成本上——這個問題的范疇遠遠超出了有關“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爭論，也遠遠不只是如果這項法案被廢除和取代以后，那么醫療保健體系將會變成什么樣子。
根據巴菲特的說法，美國的全球競爭力已經有所下降，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企業所支付的醫療保健費用——這其實形同稅收，只不過名目不同罷了——要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企業。
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年度股東大會上，巴菲特實際上可以說是舉行了一次“研討會”，討論了與醫療保健有關的經濟學問題；如果各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和國會議員能夠聽得進去的話，那么巴菲特的這些言論將是可以幫到他們的。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企業界很可能不該繼續重點關注公司稅的問題，而是應該嘗試“掰彎”醫療保健費用的成本曲線。
“當美國企業談及競爭力（由于公司稅率較高而）受到扼制或類似的問題時，它們所討論的是一種在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已經有所下降的因素。”巴菲特說道。“而在很大程度上需由企業承擔的醫療費用則已膨脹起來。”
他說的沒錯：在1960年，美國企業納稅額在GDP總額中所占比例為4%左右，而這很可能隨后用于衡量企業負擔的最好方式。隨后，這個比例穩步下降，在1983年見底，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幾十年時間里則小幅上升，到今天升到了1.9%。
與此同時，醫療保健費用在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則已大幅上升，這是跟其他工業化國家中的趨勢相背離的。時至今日，醫療保健費用在美國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已經達到了17.1%，相比之下1995年為13.1%。
在德國，這個比例目前僅為11.3%，相比之下1995年時為9.4%；日本現為10.2%，高于當時的6.6%；英國現為9.1%，1995年時為6.7%；中國更是僅從3.5%上升到了5.5%。
這就使得美國企業面臨著一種重大的劣勢，而這個問題遠比稅收差異嚴重得多。據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對于一個四口之家的家庭，美國企業平均需要為其花費12,591美元的醫療保健費用，與2005年相比上升了54%。
“醫療費用對美國的經濟競爭力來說形同‘絳蟲’。”巴菲特說道。
巴菲特認為，膨脹的醫療保健體系是美國的世界競爭力所面臨的真正障礙，而且也是“讓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變得越來越不一致的最大單個變量”。
這并不是說企業稅改革就不會對美國公司起到幫助作用了，只是與修復醫療保健體系相比而言就顯得作用很小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