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北京再發生火情，朝陽區白墻子村發生火災
究其原因，乃是驅逐**模式實際上降低了政府預防和管理公共風險的動機和積極性。
打個簡單比方，如果駕駛員每次出問題總能讓別人買單，那他有什么積極性提高自己的駕駛水平？這是一個典型的道德風險案例。
面對同樣的災害和隱患，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權利界定起始狀態的差異。
假設每一個人都擁有居住權和遷徙權，那么要讓火災隱患點的群租房住客搬離，需要政府對他們進行居住權與遷徙權的補償，需要政府買單。
如果政府擁有強迫外來城市人口搬遷的權力，那么外來的城市人口，就必須購買不被政府驅離的權利， 這實際上就是有些城市拍賣本地戶口的做法。
行政城市化可以加速城市化，但它同時還會加速去城市化。而它的另外一個缺陷就是本文所提出的道德風險。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化行政色彩太濃。
由于政府從土地出讓體制獲利，結果是短期的投資驅動型發展政策必然導向重視“硬件”。因為通過基建獲得的經濟數字繁榮快速可見，而民生改善并傳導到消費推動不容易看見，而且見效緩慢，所以“軟件”相對而言就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外來務工人員未能分享由城市化帶來的主要收益，外來務工人員無法同等享受城市的各項福利，例如醫療、教育、養老以及失業保險等。
由于缺乏保障，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的消費并沒有相應增長，這些行政手段下的“價格形成機制”扭曲，都令城市發展受到限制。
值得提醒的是，倫敦、東京疏散大都市人口都沒有成功。
倫敦在二戰后制定政策：限制增長，疏散發展，建設新城。半個世紀后，倫敦的決策者主動承認錯誤并重新制定戰略：表示尊重市場和人的選擇，回歸倫敦市中心。
東京也是如此。二戰后，東京都市圈建立了多摩、筑波等郊區新城，以及一都三縣的城市構架。不管新干線、綠化帶，都沒有減少人口向東京、東京都市圈的集聚。
在可見的將來，城市化會帶來人口集聚的規模效應，人口還會不斷往城市流動。中國的城市化只有建立“人的城市化”這一最終目標，賦予、保護每一個人擁有同等的權利，這樣，政府才會有動力去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防范公共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