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近日審議《國務院關于今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國務院關于今年以來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時，呂祖善、馮淑萍、呂薇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都提出，盡管報告顯示通過實施減稅降費政策，預計全年為企業減負超過1萬億元，但基層特別是中小企業普遍還是反映感覺不太明顯。
始于2012年的營改增，是我國稅制改革中的“重頭戲”。五年的時間，我國完成了現代增值稅制度的華麗轉身，實行60多年的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營改增同時是近年來我國實施的減稅規模最大的改革措施，迄今已累計減稅1.61萬億元。
從稅負結構的角度來說，營改增的最終落地，不僅僅意味著中國的稅收體制結構的進一步優化，也能夠一定程度上幫助減輕在經濟下行區間市場主體身上的負擔。
但是，結構性減稅依賴的是大規模且精確的測算，然而這種測算的減稅程度，容易與經濟增速減緩導致的稅收收入增速減緩糾結在一起，實際減稅效果的透明度較低。這樣就容易造成一些企業家的不理解。
來自基層的聲音反饋就說明，通過結構性減稅來減輕稅負，依然還是沒有滿足企業對于減稅的強烈渴望。有必要在接下來，進一步推動超過結構性減稅的改革。
相信大家都有印象，每隔一段時間，對于我國宏觀稅負到底高不高的討論，就會從學界蔓延到公共討論。作為一個人均收入5000多美元的發展中國家，客觀地說，從總量上來看，我們國家的宏觀稅負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正如有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所說，“從預算執行情況來看，上半年財政收入的增長為9.8%，依然快于GDP的增長?！必斦杖胫?，稅收還是大頭。也就是說，應該被提上議程的，是在結構性的“減法”之后進一步考慮在總量上減稅，甚至是做一些大刀闊斧的“除法”，在此基礎上形成輕稅制度。
營業稅之外，更多的隱形稅負也應“排雷”。
實體經濟所面臨的稅負問題，營業稅確實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更多的隱形稅負的“地雷”，還埋在看不到的冰山之下。
比如原材料的成本——涉及物流成本中的關鍵成品油價一直被稱為“一升油半升稅”；再比如人力成本，之前就有新聞報道，一名員工稅前1萬元的收入，到手只能拿到7000余元。而企業所付出的成本是14000元。其中沉沒的將近50%都是個人和企業所承擔的公共成本。而這些事實上都是組成企業公共負擔的重要方面。
以“營改增”為代表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可以說是減稅大政方針的第一步。其更重要的意義，是釋放了一個政策方向的信號：減稅在很長一段時間將會是宏觀調控的施政重點。因為營改增的減稅力度，本身并不是一時一刻能夠體現出來的，而是一個長期的利好釋放過程。
而接下來，進一步增強減稅政策的獲得感，有賴的是在結構性減稅的鋪墊基礎上，進一步出臺更大力度的總量減稅政策，甚至不妨直接在起征點及稅率上調整。比如，呼聲一直很高的個人所得稅調整等等。
這樣的減稅，同時更能兼具“簡稅”的功能。簡化稅制體系，力求讓減稅的內容簡單明了，尤其是簡化小企業稅收征管辦法，降低企業納稅的成本。（原標題：費雪：“營改增”改革不單是做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