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行業的矛盾是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各種矛盾的集中反映。
可以說，在當前發展階段，我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完全滿足系統重要性特征，而歷史經驗也反復證明，如果經濟和金融發展過分倚重房地產，并聽任房地產價格持續快速上漲，則其極有可能成為觸發系統性風險的結構性短板，進而對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造成重大危害。
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應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探尋房價持續上漲的宏觀經濟影響以及結構性體制性根源，構建房地產市場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
鑒于房地產關聯的行業眾多，在我國，房地產一直被作為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甚至在以往的宏觀調控中被作為調控工具。在我國體制條件下，房地產投資作為宏調工具，往往伴隨著房價快速上漲，房價過快上漲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巨大的負面效應。從這兩年經驗看，我國房價上漲過快，一些城市房價遠超合理水平，對消費和投資產生凈擠出效應，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拉大收入差距，客觀上也推動了經濟中杠桿率的上升，嚴重威脅著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因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房價過快上漲，不但與經濟發展轉型升級方向“南轅北轍”，而且極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對宏觀經濟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首先，對消費的凈擠出效應。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可以歸納為房價波動的財富效應與擠出效應。一方面，房價的上升通過實現與未實現的財富效應及其流動性約束效應等渠道來提高居民的財富，從而促進其消費的增長；另一方面，房價的上漲經過預算約束效應、財富重新分配效應及其替代效應等途徑，擠出居民消費，而最終影響則取決于正負向效應的力量比較。從我國當前情況看，房價上漲對消費的抑制作用已大于促進作用。大多數研究認為，我國房地產的財富效應較弱，消費依然取決于收入。近期相關研究表明，房地產價格長期上漲使得我國城鎮居民不得不“為買房而儲蓄”，城鎮家庭流動性約束正在收緊，已經對消費產生了抑制作用。2016年，北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從上年的7.26%大幅下滑至4.8%，遠低于全國10.4%的同期增速，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亦是如此。
房價上漲對投資亦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正向影響主要是指通過投資關聯效應、抵押品增值效應和居民財富效應三個渠道對實體經濟投資產生的促進作用；反向影響主要是指通過要素成本帶動渠道、資金擠出渠道和投資替代渠道對實體經濟投資產生的抑制作用。從我國當前情況看，擠出渠道和投機渠道所產生的反向抑制作用已超過正向促進作用。由于我國房價上漲幅度過快，推動土地價格及租金上漲、行業之間利潤率差異過大，在房價快速上漲的一致預期下，加上經濟周期處于下行階段，導致資源向房地產部門的過度傾斜，加劇了實體經濟成本的上升，直接抑制了制造業、可貿易品等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影響了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很多實證研究表明，房地產的高回報率吸引了眾多非房地產企業進入房地產領域。尤為重要的是，在存在預算軟約束和金融抑制的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在信貸擴張過程中以較低的成本獲取稀缺信貸資金，并大量投入到房地產領域，進而通過“資源再配置途徑”形成高生產率企業補貼低生產率企業的“倒掛機制”，扭曲全社會的資源配置，阻礙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陳斌開等基于中國微觀工業企業數據庫的研究發現，房價每上漲1%，資源再配置效率會下降0.062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下降0.045個百分點。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7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數據表明，過去半年，城鎮無房家庭新購住房的比例為4.9%，低于已有一套房再購房的家庭比例的5.3%，低于已有多套房再購房的家庭比例的5.9%，更低于總資產處于前20%的富裕家庭買房比例的8.1%。這說明，房價上漲吸引了更多投機型買家，對為自住而買房的剛需者產生了擠出效應。作為結果，房價上漲拉大了無房者和有房者的差距，使得財富由無房家庭向有房家庭轉移。（原標題：徐忠：房價過快上漲的宏觀經濟影響及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