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機遇,民間投資需要隨機應變,當機立斷。
區域協同聯動效應初步顯現且新的增長點不斷涌現,“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深入實施,雄安新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提出,生態保護、環境治理的替代,新的發展方式形成,等等。
新機遇主要包括:新發展理念的強力推進實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系列舉措,經濟發展穩中向好態勢的持續運行,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主要指標好于預期,居民收入較快增長,經濟質量效益回升,物價總體穩定,經濟結構調整不斷沿著預期目標深化,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保持強勁勢頭,產業結構調整加快,過剩產能繼續化解,適應消費升級的行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
特別指出的是,由于有的新機遇是通過革故鼎新而來的,其中,有些新經濟的內涵與外延已被重新界定,但萬變不離其宗,民間投資的核心仍在于對風險的計量與把控。民間投資做好金融風險防范是義不容辭的義務。過去幾年,民間投資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民間投資有著獨特的獨立承擔風險及損失的屬性,有的民間投資在國際投資、房地產、制造業、煤炭等領域,由于投資失敗,遭受切膚之痛,甚至滅頂之災。還有,不規范的、天馬行空般的民間投資,盲目地、異想天開地爭資金、鋪攤子,有的民營企業觸發案件或不可控的風險。
值得欣慰的是,當前,一些民企無論在專業團隊、戰略愿景、資金實力、核心技術、國際化進程還是在既往業績、文化建設上,已經今非昔比、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在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上,一些民企已經開始發揮出標桿性引領作用,甚至走在國企前面,展示了民間投資的理性與成熟,多數民企的成功是通過自身的努力、披荊斬棘實現的,理應受到呵護。
民間投資亟須解決的三大問題
一是地方政府、國企以身作則。以身作則,是指地方政府、國企在舉債、還債的誠信上做出表率。就是說,要打破中央財政對地方政府、國企債務的隱性背書。地方政府、國企憑借內生機制主動承擔債務風險,有利于用市場化手段化解風險,約束低效投資、發現投資價值,讓民企與其共同享有平等的發展空間。地方政府自身所掌控的金融平臺、金融企業均面臨著誠信上的壓力測試,總體風險可控并不代表個案風險高枕無憂。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值得注意的是,國企及地方融資平臺,占用了大量的社會資金,但資金使用效率較低,且個別國企及地方融資平臺帶來了較大的金融風險,與此同時,一些民企有真實資金需求,的確存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所以,必須正視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國有企業降杠桿、處置“僵尸企業”等工作,需要民營投資的積極介入,要加快國企中“僵尸企業”的市場化退出力度,減少政府財政兜底,避免舉棋不定、拖泥帶水,通過盤活存量民間投資發現投資價值。
二是新型政商關系。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對領導干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地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的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地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需要以法治的手段,公允處理上述問題。政商關系和政企關系是相互聯系的,政企關系順了,政商關系就容易處理好。
三是高端金融人才短缺。過去,在對待民營投資問題上,出現過一些大口號、放空炮、偽命題,并走過不少彎路。其中,突出表現為金融人才的短缺。金融從業人員知識不足、能力不強是個突出問題,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國金融從業人員不斷改革創新,成就斐然,但隨著國情世情和市場環境變化,國內外金融業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尤其是隨著中國金融企業在世界上實力及影響力的提升,要在云詭波譎的復雜市場環境中駕馭好體量巨大的金融企業,這給金融高管提出了空前挑戰。
近些年,對民間投資的忽視、歧視等,就暴露出金融從業人員的知識及能力的不足,支持民間投資,亟須解決金融人才問題,當前,已經具備了解決的條件,是解決的最佳時機。應加強學習,及時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金融市場變化的規律和最新趨勢,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金融人才要腳踏實地,才能行穩致遠。（原標題：王衍行:民間投資亟須解決三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