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5月底開始人民幣的反彈讓市場稍顯亢奮，那么8月人民幣的飆升則讓市場有些緊張。昨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觸及6.52關口，刷新一年來新高，日內大漲逾400點。這場突如其來的“人民幣匯率狂飆”背后，主要原因是美元跌了。過去數周，多種國際貨幣均對美元出現了強勁漲幅。
市場情緒轉換的微妙關口，對美國經濟回升和美元升值預期開始有了變化。市場中對于特朗普經濟政策內部矛盾的擔憂，對美聯儲暫緩加息步伐的擔憂，乃至對歐洲經濟動蕩的擔憂同時發酵，特朗普改革受阻、“通俄門”發酵、歐元走強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美元陷入疲軟。除了美元疲軟的短期因素外，在岸、離岸人民幣不斷創年內新高，長期因素還有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引入“逆周期因子”，保證了人民幣匯率有效調節。
在這一輪波動中，人民幣似乎從繩子變成了橡皮筋，有了更多彈性。相比2016年初頻頻對投機資本發出警告，2017年的中國央行對市場波動變得較為低調，這意味著央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管理政策開始發揮穩定市場的效力。
當通過規則即可穩定市場預期時，央行自然無需通過親自發聲來“管理預期”。“參考一籃子貨幣”定價規則賦予了人民幣跟隨美元大幅波動的制度基礎，但監管部門對于“參考一籃子貨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人民幣中間價的波動仍存影響力。
由于匯率代表一國貨幣的對外“基準價格”，一旦匯率波動過大，從貿易制造到金融房地產等實體產業部門，都面臨著一系列的“重新定價”，對企業的長期規劃和發展極為不利。匯改第一年，央行需要考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一年后，觀察到匯率升值已在各方承受范圍之內，且貿易順差持續增加、問題仍未解決，自然開始推動升值的速度。
“8·11”匯改之后，人民幣貶值預期的急劇上升曾加劇了資本外流。當前政府和央行對資本外流和外逃的控制取得明顯成效，我國國際收支形勢明顯好轉，外匯儲備開始回升。同時，中國國際收支結構和海外資產負債結構也有所改善。
經濟基本面表現穩健、中美利差提供了相對較厚的“安全墊”、監管層釋放明顯的引導匯率雙向波動信號的大背景下，為我國完成“8·11匯改”未完成的目標提供了有利的機會窗口。匯率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匯率的自由浮動。從官定中間價到市場收盤價，從對標“一對一匯率”到引入“一籃子貨幣”，從在岸價格調控到離岸價格博弈，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價格形成機制方面不斷進取。沒有“莊家”能夠主導的跨境資本市場，將是人民幣匯率尋找市場彈性最終的舞臺。（原標題：人民幣“高升”的彈性從哪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