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風和日麗的周六上午，在香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場18樓，逾40位來自廣東的中小企業家正聚精會神地上課。

　　“你能再把信托講講嗎?昨天某某私人銀行也跟我們介紹過，但還是太復雜了。”一位“80后”、妝容潮流的“富二代”女孩略帶羞澀地說。

　　全場人士突然大笑起來。“昨天你就一直追著這個問題，是要回去勸爸爸趕快成立個信托吧?”一位四十多歲的企業家調侃道。

　　這群年紀跨度頗大、著裝風格迥異的“同學們”，已數次在美國和內地一起培訓交流，彼此已相當知根知底——他們分別掌管著大型機械、原材料、醫療、消費和科技等各類企業，不少是廣東當地城市的納稅大戶，有的更是廣東省的“領頭羊”。

　　這位“富二代”閨秀江華(化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她現在在家族企業中是總經理助理和董事局成員，英國金融學碩士的教育背景，讓她有機會跟進家族企業在資本市場的運作，而近期她關注的，是家族的財富管理問題。

　　境外信托熱暗涌

　　這樣的場景在香港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在上演。中國富人的崛起，早不是新鮮事。私人銀行家給富人們貼上了一個略顯拗口的專業名詞——高資產凈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根據國際慣例，要成為高資產凈值人士，入門級別是可投資資產為100萬美元。在2007年才出現私人銀行的中國，入門標準為1000萬元人民幣。

　　將20種包括珠寶名表、高爾夫會籍和寄宿學校等奢侈品及尊貴服務進行樣本分析，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為富人CPI的“瑞士寶盛生活指數”，截至今年4月，已在過去一年間上升11.7%，遠遠超出同期的傳統消費物價指數5.1%的升幅。

　　瑞士寶盛稱，如果投資回報率平均只維持在7%，將無法提供足夠的收入以應付奢侈消費開支的預期升幅。該行認為，亞洲富人們要維持高人一等的生活，投資回報率至少要達到9%。

　　這一訊息正在被中國富人們逐漸接收。

　　或許正因為此，在香港進行的接連兩日上市培訓班，私人銀行和家族財富管理喧賓奪主成了重點。

　　據招商銀行(600036,股吧)報告，境外資產在高資產凈值人士的全部資產中占比，已由兩年前的不到10%上升至20%左右。高資產凈值人士擁有的境外收入、境外股權減持、抵押或變現后的一部分資金都滯留在境外。

　　此外，近年來投資移民的需求增加，也使得境外資產管理對中國富人們來說更顯重要。

　　上述來自廣東的企業家們，便對已在境外廣泛應用的信托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和關注。“不少企業發家史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財富秘密，如何規避監管審查?”有三十出頭的企業家直言不諱地問;而持有新西蘭護照、有兄弟姊妹的“富二代”江華對家族如何使用信托分配遺產更感興趣。

　　某國際私人銀行律師操著香港普通話介紹說，信托主要用在公開招股前將控制權和擁有權分離，以及私人資產的管理上。其中，前者主要通過海外公司和境外信托架構，避免內地20%以上的稅賦;同時，可通過境外受托人管理資產的形式，將實際控制人身份“隱身”。

　　來自新加坡某信托公司的董事葉文(化名)向潛在客戶介紹稱， 不論是堵截企業通過注冊外企收購境內資產，從而變身紅籌企業境外上市的“10號文”( 《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或是要求報備清晰材料，以申請報備境外投資外匯登記手續的“75號文”( 《關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信托架構都能幫助“繞道解決”。

　　她解釋說，有四種方式都可繞開“10號文”和“75號文”的規定。包括收購境外殼公司、股東移民變更國籍、境外居民代持股份，以及協議控制等四種方式。而后三種方式，都可設置信托架構，從而保障實際控制者的權益。

　　融資還是財產保障

　　SOHO中國(00410.HK)便是這些信托公司、律師津津樂道的案例。

　　公開資料顯示，潘石屹及其妻張欣，分別通過兩家離岸注冊公司共同出資在開曼注冊SOHO中國。2005年11月，潘石屹以“財產規劃”為由，將其持有的SOHO中國股權，全部無償贈給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張欣，從而通過境內外居民的轉贈方式來規避“10號文”對境外企業收購境內資產的約束。

　　葉文指出，與此同時，張欣在匯豐成立信托，信托架構內設有保密的具體條款，對雙方資產進行細化。她指出，信托在中國境內和境外有著不同的概念。在境內主要是融資，在境外則是對資產的保障。

　　長期處理歐洲家族財產和遺產管理的衛士達律師事務所亞洲資深合伙人田祖澤(Joseph A.Field)曾向本報表示，對于亞洲家族企業來說，信托是較為理想的選擇。目前，不少在港上市的紅籌企業，都有類似信托架構。

　　他還指出，傳統的遺囑分配遺產方式，涉及繁雜的遺囑認證手續，包括不少離岸地區如開曼，并不接受海外遺囑認證手續，因此在進行海外遺囑認證手續的過程中，所有資產都將被凍結。亞洲女首富“小甜甜”龔如心的遺產案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她其實應該選擇信托方式。”他說。

　　但江華還是不放心。她喃喃自語道：“受托人的權限這么大，而且提前把財產分好，誰能說得出口?”

　　同與不同

　　江華的擔憂，是中國富人與歐美富人的區別之一。

　　“他們總是希望自己是按"發送"鍵的人。”倫敦資本亞洲有限公司行政總裁羅格弘(Philippe Legrand)告訴本報，亞洲特別是中國富人，在財產管理上總是不肯放權。

　　瑞士寶盛銀行執行董事會成員繆康弘(Thomas R.Meier)向本報表示，從年齡上看，傳統富人的平均年齡為60~70歲，在亞太區平均僅為40歲。

　　中國的新富們，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對精神世界的升華，與國外的富人們趨同，但在投資風格和產品要求上，區別仍然明顯。

　　“有中國背景的客戶投資風格差別很大，有的只買固定收益類產品，相當謹慎;有的則不停交易，涉及股票和商品等各種產品。”他說。

　　招行報告則認為，金融危機洗禮后，中國高資產凈值人士對風險的認知更為深入，風險偏好上表現得更加成熟和穩健——約70%的高凈值人士傾向于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獲得中等收益，較2009 年增加約10%;同時，傾向高風險高收益和傾向低風險低收益的人群占比均有所下降。

　　由于大多數中國高資產凈值人士都是創業興家，他們對財富安全、財富傳承、子女教育、個人事業和企業的發展等其他財富目標的關注程度都有所提高。

　　正因感受到亞洲家族客戶自主性強和對機構的普遍不信任，羅格弘選擇和他在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的幾位同事一起合伙自立門戶，嘗試通過提供獨立的咨詢服務，在私人財富管理產業中分一杯羹。

　　事實上，不少家族選擇建立私人家族辦公室，包括私人信托公司，以滿足管理家族財務需要。羅格弘說，這樣的設置成本過高，同時還面臨吸引高質素人才、獲取相關執業牌照和有效運作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