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普惠金融，首先應以農村產權融資為突破口，盤活農村地區的要素資源，釋放它的融資功能，以破解‘融資難’問題。”近日，成都農商行常務副行長李劍飛在做客新華會客廳時表示，“融資難”是制約農村脫貧致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發展普惠金融，首先應大力推廣產業鏈金融服務模型，將上下游主體串聯成一個整體，給予統一的批量授信，以“1+N”的模式為農民增強融資便利。
今年以來，“大力發展普惠金融”被列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點工作部分。分布在中國各個省份、最“接地氣”的城市商業銀行無疑是踐行普惠金融理念的中堅力量。多年來，成都農商行便通過創新融資模式、推出多種特色化信貸產品、增強大數據風控等手段，打造出銀行業普惠金融的“新樣本”。
三模式破解農民“融資難”
“針對農民‘融資難’，我們積極探索了三種融資模式。”李劍飛說，“一是“農業龍頭企業+農戶”融資模式、二是“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農戶”融資模式、三是“專業市場+專業合作組織+農戶”的融資模式。”
“我們向彭州市的農家樂經營戶提供了5000萬元的批量授信，支持當地連片發展休閑觀光農業；向邛崍市、大邑縣等地的種糧農戶提供了9000萬元的批量授信，支持了糧食產區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目前，成都農商行已經累計為30余個農業產業鏈項目提供了10億元的授信。”李劍飛說。
此外，針對農村地區的融資難問題，成都農商行還積極探索“四權”抵押貸款模式，開展了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林地經營權等多種形式的農村產權抵押融資，并積極擴大有效擔保的范圍，將農業設施、農產品倉單、花果苗木等要素資源也納了進來。
同時，以農村土地綜合整理為契機，成都農商行加大了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力度，按照政府的統一規劃，積極提供資金，支持當地建設農村新居，將老舊村莊復墾為耕地，把結余的土地指標用來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幫助一批群眾改善了居住條件，走出了一條“地權資產化、土地金融化、鄉村市鎮化”的新路子。“目前我們在這方面投入的信貸資金已經超過了30億元。”李劍飛說。
打通農村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
在李劍飛看來，破解農民“信貸難、融資難”，還要不斷創新具有針對性的特色化的信貸產品。為此，成都農商行推出了標準化的“惠農時貸”產品。“這種產品可以根據農戶種養殖的成本來核定授信額度，比如：養1頭生豬的成本是1000元，我們給予標準化的授信額度為1000元。養10頭生豬，那么最高可以獲得1000元×10，也就是10000元的貸款。這樣簡單易行，農民也通俗易懂，為他們帶來了真正的實惠。”李劍飛說。
除了“貸得到”，還要幫助農民“夠得著”。為打通農村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成都農商行在各鄉縣地區布放了600余臺自助終端，設置了1400多個助農取款服務點，配備了2047名金融服務聯絡員，并為每個鄉都安排了一名對口聯系的農貸客戶經理。
“目前我們有647個營業網點，而80%的網點扎根在城鄉縣域。”李劍飛說，“今年我們還將新建100個功能齊全的惠農微銀行，將金融服務延伸至每一名農民身邊。”
依托大數據防金融風險
風險防范是金融持續健康發展的永恒主題，對于普惠金融，更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本月17日，保監會副主席梁濤在2017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再次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該如何進行風險防控？
“我們重點考慮了四個方面，”李劍飛說，“第一要堅持用大數法則來覆蓋風險，堅持“小而分散”的原則，把覆蓋面和客群做大，把單戶貸款的金額做小，讓風險更為分散。”
其次，要依托數字普惠金融，用好大數據的風控手段。“我們借助農村金融服務聯絡員隊伍和雙基合作惠農貸款機制，積極推進農村信用工程建設，目前已完成16.2萬名農戶的信息建檔。同時，注意對內外部數據的信息收集和平臺連接，采用大數據分析的手段，增強風控領域的信息對稱，完善客戶授信評分模型，使其貸款額度與信用評級適配、恰當。”
再者，要聯合各方，共同完善風險補償的機制。“一是依托政府，爭取財政補貼、風險基金補償支持。二是加強與政策性擔保公司及不良收儲機構的合作，規范地、透明地開展業務合作，縮小風險敞口。三是積極加強與保險公司的合作，探索將自然災害保險、價格指數保險、履約保證保險等險種引入融資鏈條，發揮其保險保障功能，降低信貸資產風險。”
最后，要做好差異化的風險化解。“對于滿足續貸條件的存量客戶，我們積極給予續貸支持；對于暫時出現困難，但有經營能力、市場前景較好的企業，我們通過期限調整、用信品種的轉換、利率的優惠、瘦身減債等措施，平滑其還款壓力，以時間換空間，為企業生存發展提供支持窗口；對于沒有盤活希望的‘僵尸企業’，我們堅決退出，采取批量打包、核銷等方式加快處置不良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