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會主席郭樹清23日帶隊赴農業銀行總行，就銀行業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進行調研和督導，并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參與企業重組、降低企業杠桿率、處置不良資產等工作情況。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北京銀行、北京農商行的有關負責同志作了發言。
郭樹清強調，要繼續抓住“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堅定不移地推進去產能。落實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堅決抑制部分地區的房地產市場泡沫。要深入開展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積極穩妥推進去杠桿。要加強服務收費管理和增加金融供給并舉，有效降低企業成本。進一步加強對“三農”、小微等薄弱環節和各類新業態新動能的服務，積極支持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更有效服務。
會議認為，今年以來，銀行業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緊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圍繞“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不斷完善金融服務，取得積極成效。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銀行業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存在差異化金融服務不足、有效金融創新缺乏、外部政策環境有待優化等問題。
郭樹清在總結時指出，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從四個方面努力提升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能力和水平：一是要深刻認識銀行業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意義，深入了解地方、企業、居民對銀行服務的需求。二是積極探索更多有效途徑，包括設立專門運作機構、建立有民企和外資參與的基金、支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鼓勵支持國有企業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三是在強化服務的同時，也要注重加強自身風險防控能力建設，特別要注意防范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在實施債轉股過程中，要確保風險有效隔離，把風險真正轉移出去，同時，要積極研究債轉股過程中的監管資本計量問題。四是要充分發揮政府、銀行、企業等各方積極性，進一步推廣政銀保、政銀擔等多方合作模式。加強與地方政府、司法機關等各方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聯動，堅決打擊逃廢債行為，推動優化金融生態和外部環境。
李迅雷：高房價其實就是高稅收
中泰證券李迅雷23日發布研究觀點認為，高房價是貨幣大規模擴張(高通貨膨脹)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且也相當于一種高額稅收。從顯性來看，土地財政就是一種稅收，因為土地價格越高，房地產市場越火爆，政府賣地收入就越高。例如，2006年國有土地出讓金收入只有1650億元，到2014年則達到4.29萬億元，2016年仍有3.75萬億元。
近年來，在全國政府財政收入中，房地產相關的各種稅收(房地產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契稅、房產稅、土地增值稅等)加上土地出讓金收入占比最高達到約45%，2016年仍在30%以上(由于營改增的影響，該比例存在低估)。可見，房地產對政府財政收入構成了重要支撐。不可否認的是，土地財政對于中國經濟長期維持高增長或中高速增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也是有別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一種獨特的循環發展模式。因此，土地財政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對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做出很大貢獻的同時，也對房價的不斷上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也是地方政府在抑制房價上漲方面缺乏動力的主要原因。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房產稅試點早在2010年就推出了，為何至今仍沒有立法的原因。
除了帶來政府涉房財政收入增加等顯性高稅收之外，高房價同時包含著隱性的高稅收，即隨著房價的上漲，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購房和租房的支出比重不斷上升，據我的大致統計，2016年，中國新房(住宅)銷售額超過10萬億元，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人均3.36萬元乘以7.93億人)約為37%，即便扣除4.96萬億元的新增房貸，加上19.14萬億房貸余額的利息，再加上公積金貸款的利息成本，相加大約1萬億元，因此，估計購房者花在購房上的費用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的比重約為23%。
以北京為例，目前北京二手房每套均價約700-800萬元，但居民人均扣除消費支出后的可支配收入(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大約只有1萬多元。高房價對于有多套房的高凈值群體固然有利，但更多普通置業群體卻不得不為高房價付出沉重的代價。對于這些人而言，購買住房而付出數額巨大的資金，類似于變相高納稅。
對于不購房的人而言，看似沒有納稅，但實際虧損可能更大，因為若把高房價當成通貨膨脹的話，那么，在通脹階段持有現金所導致的損失是最大的。比如，一個在城里打工超過十年的農民工，這十年的薪酬漲幅肯定遠不如房價漲幅，也就是說，如果他想在城里安家的話，這十年他可能是白白打工了。即便是那些在上世紀80、90年代就分了房子的退休人員，如果理財的唯一方式是將退休金存銀行，在如今這樣一個貨幣超發的年代，他們一輩子的積蓄都被壓縮掉了，也沒有能力進行改善性購房。
2016年以來的我國消費增速逐月回落，但奢侈品消費增速卻明顯上升，如豪華車銷量重新回到兩位數的增速，明顯快于一般乘用車銷量增速；茅臺價格也從2016年下半年以來出現上漲，澳門博彩業的毛收入同期出現回升。
但作為老百姓消費量最大的食品——豬肉和雞蛋價格卻持續下跌。簡言之，富人通脹，窮人通縮，這背后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即投資拉動模式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有利，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則跟隨GDP增速。由于購房加杠桿導致居民在涉房支出大幅增加，其他消費則相應減少。從這個意義上看，高房價減少了居民可用于消費的收入，可以視為居民稅負的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