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產業政策上的爭議，文章著重關注進口限制和生產補貼這兩個方面，并探討了外界對中國開展“強制性技術轉讓”爭議，得出以下兩方面的結論：一方面，強制性技術轉讓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利用市場力量以犧牲貿易伙伴為代價實現自身利益的爭議，另一方面，直到其他國家團結起來抗衡中國，這種市場力量都是有效的。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國應該采取以合資機制進行技術擴散之外的其他方式加強技術能力。關于美國對中國貿易削弱其國家安全的憂慮，作者指出，一方面美國對貿易政策討論中談及的國家安全概念與美國創新能力的主要決定因素基本無關，一味關注于如何在技術上壓制中國，長期上不利于美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美國需要為剛剛改革建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建立關于關鍵技術和關鍵基礎設施的清單，并及時更新。否則官僚主義動機可能濫用國家安全的概念，持續擴大CFIUS的清單覆蓋范圍，使得CFIUS的運作變得反復無常。
在政策建議方面，對于中國而言，由于2018年的中國經濟與1978年已經大不相同，比如現在的中國很多方面像新加坡，同時又是非洲最大的捐助國，盡管中國在WTO規則下仍是發展中經濟體，但是中國應當與發達國家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發展更多的互惠關系。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不僅應當給更多類型的外資企業如金融機構提供國民待遇，還應該在考慮國家安全的基礎上，逐步放寬對外國收購本國企業的限制。對特朗普總統的建議主要在于不要繼續將戰略競爭與經濟競爭等同起來，戰略競爭通常是一場零和游戲，一國的經濟活力應當依托于本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體系，而不是通過阻止其他國家成為技術大國。而公平競爭雖然在短期內通常是零和游戲，但是從長遠來看往往能創造出雙贏的結果。
隨著中國、印度崛起為北美、歐洲、日本、俄羅斯等經濟強國之外的生力軍，國際經濟進入一種新常態。多極世界的出現推翻了美國的霸權，極大的加劇了美國對國家安全的關注。作者指出，經濟爭端將成為當前不協調的多極政治秩序的系統性特征。在各區域的領導人同意加深多邊自由貿易之前，中美貿易爭端的解決也可能會伴隨其他新的貿易爭端的出現。
（葛婷婷編寫）
本文作者介紹：
劉韜: 任職于中央財經大學
胡永泰：現為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同時在馬來西亞雙威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學術職務。
閱讀本文的英文原文，
Tao Liu & Wing Thye Woo （2018）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War，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1:3, 31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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