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資管行業在過去五年經歷了爆發式增長,與此同時也陷入大而不精、監管規制不統一、剛性兌付難打破的窘境。
在6月4日的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陸磊介紹到,截至2016年年末,銀行理財、基金信托計劃、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計劃等各類資產管理產品的總規模已經達到60到70萬億元。
在他看來,大資管的所謂“大”,是因為它跨行業、跨市場,已經超越了原本銀行存貸款、券商相應的自營業務以及保險公司的傳統保險業務。而這也造成了資產管理市場上還存在一定的亂象。
一是互聯網企業、各類投資管理公司等非經營企業開展資產管理業務十分活躍,也就是非持牌企業向公眾提供的投資產品或理財咨詢形式多樣、名目繁多;以貨幣市場基金為主的互聯網理財產品發展迅速,具有門檻低、期限短、收益高、融資快等特點,這對于監管部門或者規則制定部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二是各個監管部門在促進本行業發展的理念下,對于資管業務按照所在行業制定了不同的監管規則,各類資管業務的投資范圍、門檻、杠桿水平等監管規制都不相同,一定會導致“水往低處流”的效應,即哪里管理最松,哪里最容易進入,就從事哪種業務,“這就是套利行為”。
陸磊總結,所謂的亂象,無非就是非持牌和持牌兩種行為的疊加而已。因此,需要一個國家的管理部門會同其他各監管部門制定一部統一的資管業務的規制規則。
據了解,目前正在由央行牽頭,會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正在制定金融機構資管行業的管理辦法。
陸磊認為,在統一規制的過程中,重點在于五個方面:
第一,堅持功能監管和機構監管相結合,分類統一制定標準規制。不管是哪類機構,在做什么業務,只要涉及到資管業務,必須接受統一的資管規制的管轄。
具體而言,在負債端,會根據募集方式的不同,分為公募和私募兩大類,這兩類在杠桿率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在資產端,根據資產性質的不同,分為固定收益類、混合類和權益類三大類,三類產品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第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建立宏觀審慎建設框架。究其原因,大資管是跨市場、跨行業、聯動的,并不是單個監管機構可以單獨解決問題。
第三,實施穿透式監管,對資管業務的監管實施全覆蓋,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確定適用規則,實施涵蓋資金來源、中間環節、最終投向的全流程監管。
第四,嚴格行為監管,強化金融機構的勤勉盡責義務。行為監管的目標是為了保護投資者和經營消費者權益,經營機構應該從委托人利益出發,切實履行勤勉、負責、盡職管理的受托人義務。
第五,回歸資產管理的業務本質,打破剛性兌付。資管的業務本質上是經營機構的表外業務,收益和風險均由投資者享有和承擔,應該明確要求經營機構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并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強化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投資理念,推動預期收益型產品向凈值型產品轉型,使資產價格的公允變化,及時反應基礎資產的風險,讓投資者在明晰風險的基礎上自擔風險。
此外,陸磊還認為,應該改變投資收益超額留存的做法,金融機構應該只收管理費,管理費之外的投資收益應該全部交給投資者,讓投資者在盡享收益的基礎上自擔風險。
中投公司原總經理李克平也提到,剛性兌付是目前資管行業發展的一大殺手。因為它破壞了風險定價,影響了市場配置效率。如果機構承諾剛性兌付,那么這個機構的投資能力已經不重要了,產品也變得沒有意義,投資者不會去關心這些產品本身的結構、風險、透明度,最終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這種市場環境對于大資管來說具有極大的殺傷力。”李克平認為,監管部門必須痛下決心,否則中國出不來一個有質量、能夠滿足需求的、并且在全球市場中擁有自己地位的資管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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