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創業板指在這一天報收1758.23點,下跌了1.67%。盡管指數并未創出近期新低,但是很多個股的股價已經創出了新低。據記者統計,有1404只股票的價格比2016年1月27日大盤創下2638點近期低點時還低,在3238只股票中占到了四成以上。其中,中小創股票跌幅更大,有449只創業板股票的股價比2638點時還低,在640只創業板股票中占到了七成。
與此同時,一篇《經濟學家韓志國建議中紀委叫停新股發行,并調查證監會在新股發行中的以權謀私行為》的文章近日在微信朋友圈中、新媒體上被紛紛轉發。文章認為,以每周10只的速度狂發新股,給市場造成巨大沖擊,為未來留下重大隱患,但證監會置市場的強烈質疑于不顧,并且接連祭出了一系列光怪陸離的奇葩監管舉措,使得市場無所適從。
股票下跌就由“中紀委介入叫停新股發行”,顯然是一個不值一駁的“謬論”,股市下跌就“調查以權謀私”更是一種“莫須有”罪責,中紀委雖然在深入開展金融反腐風暴,但必然不會直接去干預“新股發行”。作為經濟學家的韓志國,本應該推崇市場經濟由市場化監管解決,但現在卻企圖呼吁中紀委來干預,更顯荒誕不經。
透過問題看本質,我們更要讀懂“呼吁中紀委叫停新股”的“謬論”背后的合理訴求,某些監管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給市場造成了巨大沖擊”“使得市場無所適從”,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前不久,新華社甚至發文呼吁,“不能發生處置風險的風險”,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先后也出來表態:“切實防止處置風險的風險”,安撫市場對監管政策所造成的“誤解”。
金融去杠桿、擠泡沫,規范金融市場于金融安全、金融風險防控有利,這一點毋庸置疑,也是各界的共識。在過去的“金融大繁榮”時期,高杠桿、各種金融市場亂象極具了較高的風險,如果不提前對金融風險進行適度釋放,對潛在的風險視若罔聞,遲早都會局部暴露較大金融風險甚至是導致系統性風險。因而,無論是證監會近期對資管通道業務“痛下殺手”,還是銀監會對理財等委外業務進行“密集整治”,或是保監會對險資脫離實際、盲目“舉牌”并購等保險市場亂象“重拳出擊”,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對金融市場進行“強監管”,也是市場的共識。應該說,金融監管不是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來的“太晚了一些”,畢竟積累了這么繁雜的金融風險點。但值得關注的是,金融監管不能造成金融市場的“大起大落”,監管的節奏和處置的方式應該顧及市場的擔憂。
“一行三會”在作答“防控金融風險”這一大課題時,頗有“競爭式監管”的味道,一行三會幾乎同時發力監管,在很短時間里看誰的監管力度大,下藥猛,“新賬舊賬一起算”,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金融亂象”“金融風險點”一一整治好。韓志國在文章中稱“一年多來,共發行新股并上市445家(這個全世界真沒有!)”,監管部門的發新股速度令市場短時間內承壓過大,也確有值得商榷之處。
欲速則不達,金融去杠桿等監管政策幾乎都提到了“服務實體經濟”,但或事與愿違。根據民生策略估算,截止5月23日,跌破股票質押警戒線的市值規模接近3000億(只包含2016年以來的股權質押,假設折價率四折,警戒線150%)。今日跌破警戒線個股平均跌幅5%,在警戒線價格附近的個股出現大批跌停。仍在警戒線以上,但是距離警戒線不到1塊錢的市值規模高達3500億左右。
監管部門認為這是市場過度反應,畢竟從每個監管政策來看并無不妥。以銀監會為例,正如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所說的,“這些制度、規定、要求過去都有,散落在不同的辦法、文件里,這次是系統地歸類、系統地重申。”
這是源于金融領域“合成謬誤”與“動物精神”。因為金融業相互之間的關聯度高,金融機構的風險具有較強的傳染性、放大性、內在脆弱性,加上信息不對稱,“市場信心”(即“動物精神”之一)會導致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例如發生股災、銀行擠兌風波往往就是“信心不足”進而放大、傳染所致。金融監管也是如此,本來就單個政策而言都是對的,但經過“合成”并放大、傳染,加總之后就有可能引發不小的宏觀波動,并有可能導致“處置風險的風險”。
“呼吁中紀委叫停新股”的“謬論”也是一種市場訴求,監管者仍需對這種“謬論”加以正視,比如對既往的風險緩慢釋放,風險釋放的方式,尤其是從宏觀審慎監管的思維出發,避免“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統籌協調監管的時間強度和跨度。畢竟,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于實體經濟乃至宏觀經濟運行都是一個不小的風險,也就是新華社提醒的“不能發生處置風險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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