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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學習時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近些年來，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微妙變化，國際政治形勢的復雜角力，許多問題愈發突出并且愈發深刻。所有微觀事實都應是宏觀戰略的組成部分，如果缺乏一種大局觀，不能從國家崛起、戰略利益等層面上來進行思考、推演和籌謀，金融建設就只能流于“匠氣”，雖然有一時發展，無法真正取得突破，更無法為國家富強、經濟騰飛、社會安定、百姓幸福有效服務

國家金融安全的基礎是國家利益關系

人類正處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相對和平時期。

但戰爭真的能被“杜絕”嗎？

探究戰爭本質，或都是進行秩序的重建，從而實現根本目的——重新分配資源。國家之要務，則是必須爭取在交戰中占據主導或優勢地位，從而獲得資源的絕對分配或優先分配。因此，歷史上所有大國的崛起，都離不開戰爭。

但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背景，戰爭的概念有所不同。歷史演變中，經濟戰成為新方式。一場利益的沖突實際上可以在不同戰線上進行，國家可以避免卷入軍事戰，但卻無法避免卷入經濟戰。

其中，金融戰又比商品戰更有殺傷力。人類發展過程中，金融資本很快超越了商品貿易，成為現代經濟社會的支柱和核心。

金融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現代經濟社會運轉中，金融已成為牽引資源配置的核心與關鍵，即通過金融資本的流動就可影響甚至決定著人力資本、其他物質資本以及技術要素的流向與相互結合，繼而對于現實生產力的形成和實體經濟的效率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而且，在金融的杠桿效應下，效應變得更大。

因此，當我們談國家金融安全，首先要明白，國家之間是一種利益關系。

國際金融體系中浮現和隱藏著的是各國之間的權力與利益爭奪，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都是國家間權力與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戰略實施過程中無疑是不能缺少戰術和手段的，這些手段當然也應成為戰略緊密監控和嚴加防范的重點。無視他國“陰謀”的存在是危險的，僅以陰謀論作為主線和戰略思維的基調，則太狹隘了。

金融是決定性的戰略權力。金融不僅僅是金錢，而是一種權力，一種可與海權、陸權相提并論的戰略權力。金融權是一切經濟關系和國際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力量，誰掌握了金融權，誰就控制了世界經濟。

國家的金融戰略應建立在國家利益論的基礎上。一國金融體系的建立、設計和調整，其目的都必須是為國家利益服務。這就是國家金融安全的核心和基礎。

政治安全與金融安全相互交織

當一個國家已經借由金融系統與世界相連，帶來的，一定既有效益，也有風險。對國家而言，政治維度的國家金融安全，就難以避免。

對于中亞東歐等一些國家而言，這種教訓一定很深刻。

許多相關國家的內亂，往往誘因起于經濟金融，手段包括經濟金融，目的也是經濟金融。

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推動蘇聯和平演變后，對獨聯體各國展開了新一輪的“體制改造”，其中許多所謂“基金會”的角色便十分重要。如果你把某基金會在蘇聯解體以后在當地進行的投棋布子列成圖表，就一定會很驚訝，這明明就是一張蘇聯地區國家政權顛覆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嘛，而新政府新內閣成員與基金會培訓人員的重疊程度又是如此之高。又或者，為啥每次遇到不親美的政府，美國總是“剛好”發現該國金融秩序實在混亂，因此頻頻舉起金融制裁大旗。而當心儀的人上位，美國立刻就能夠大發慈悲，救助之心猶如冬天里的一把火。

當然，進行資金切斷、操縱大宗商品價格和借手國際金融組織等都是重要組合拳手段。2013年底，烏克蘭形勢陷入僵持階段，美國發出金融制裁的威脅，亞努科維奇背后的兩大財團相繼倒戈，IMF和歐盟均一口回絕救助要求，烏克蘭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由此引發政治危機；因克里米亞問題引發了西方與俄羅斯“新冷戰”延續，美再次祭起金融制裁的大旗，引發“錢袋子”恐慌外流。目標也很明確，經濟損失最嚴重的均是與普京關系密切的財團。2014年8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稱，俄羅斯2014年以來資本流出規模已經在1000億美元到2000億美元之間，俄羅斯經濟加速“空心化”；2014年下半年，國際油價大幅下挫。俄羅斯受到沉重打擊。2014年俄羅斯GDP已經因為油價下跌而大大縮水。而油價下跌非常突然；2014年12月，盧布一瀉千里，年內降幅達50%，俄經濟面臨崩潰。奧巴馬和克里輪番喊話俄羅斯人。

可見，在新時期，俄美國家安全的博弈背后，無疑是美俄金融戰場的博弈。

經濟安全是一場相互打劫的攻防戰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因此，一場金融的“狙擊戰”，往往是摧毀一國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貨幣體系不穩定，英國采取了盯住德國馬克的匯率制度。此前200年間，英鎊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貨幣。1992年，德國通貨膨脹，而英國經濟蕭條，“盯住”十分勉強。9月，投機者進攻英鎊。最終，英國貨幣保衛戰敗，英鎊退出歐洲匯率體系。

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各國經濟高速發展，對外資依賴，游資造成許多泡沫，各國沉浸在資產盛宴中。泰國在1984年至1995年GDP增速達到10%，很快成為金融狙擊的突破目標。1997年，索羅斯囤積泰銖，大幅拉高股價和樓價。3月，泰國央行宣布一些公司資產質量不高及流動性不足。空頭隨即狂拋股票、樓盤和泰銖，耗盡泰國外儲。泰銖淪陷后，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危機迅速席卷了整個東南亞。央行“彈盡糧絕”，金融市場陷入混亂，經濟局勢完全失控，社會和政治動蕩相繼出現。

需要看到的是，金融狙擊其來有自，往往是看準了目標國家市場制度和監管的不完善，以及其經濟轉型期產生的問題，進行狙擊。而目標市場發生金融危機后，一些國際金融組織等雖會出面救援，但卻會附加苛刻的條件，極易造成受援國資產流失、市場混亂、政策失控，甚至政權顛覆。

當1989年年底，日本股市達到了歷史巔峰時，或者不能只去怪由高盛等投行，盡管是他們帶頭，通過丹麥政府將股指期權賣出，并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日本股市不可遏制地暴跌，市場一片恐慌。或許要更反思日本經濟結構如何失衡和巨大金融泡沫如何形成。

而更典型的還有南美。國家經濟總在“破產”的背后，是對于本國金融市場自由化太過熱切，對于市場全面開放缺乏戰略和底線思維。

這就像是打“劫”，勝負幾何，要看你前期功力。

公共安全成也金融敗也金融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恐怖主義國際化趨勢日趨嚴重。恐怖主義雖然源于政治目的或意識形態，但其龐大的組織體系，離不開龐大的經濟支持。不管是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網絡恐怖主義的蔓延、人員的招募培訓、人員的運送和潛伏、暴恐裝置的購置、暴恐活動的組織實施都離不開資金流。

“基地”組織的壯大與本·拉登及組織經濟運作的成功不無關系。本·拉登的皮包公司被摧毀前經營所得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基地”組織還將阿富汗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產國和貿易中心，每年和塔利班從毒品貿易中獲利約20億美元。

IS的快速崛起也有資金的“功勞”。其控制了伊拉克最重要的煉油廠，并控制敘利亞富油區代爾祖爾省70%的面積。IS的資產管理十分細致，甚至像跨國公司那樣公布年度財務報告。

資金鏈是恐怖活動的“生命線”，要想真正有效消除恐怖主義，就要充分利用金融系統這張網絡，消除其經濟基礎。只有斷絕了其經濟來源，使其喪失存在和繼續行動的基礎，方能達到根治的目的。

“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將反恐作為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活動是重要戰場。

美國不但強化了本國的金融反恐立法，還積極致力于制定金融反恐國際標準。強化國際“金融特別行動小組”（FATF）的權力，加強對各國金融制度審查的力度。

美國也重構機構提升金融反恐能力。重組后的機構招募大量金融反恐領域的專業人才，實行專業培訓，實行情報共享，互相協作，建立全面的交易報告制度，啟動對恐怖主義融資的高效打擊。

國際金融反恐也成為當前各國合作的重要議題。通過各國金融系統和機構的運作，切斷恐怖組織、恐怖分子的經濟命脈，使恐怖組織恐怖分子無法生存或發展，使恐怖活動無法實施。恐怖主義融資是恐怖分子全球網絡的“主動脈”，金融反恐則是切斷恐怖毒瘤的手術刀，金融反恐已成為國家安全保衛戰的新戰場。

外交安全需要聰明的金融

一個國家的“影響力”往往是多方面的，經濟是基礎，但并不意味著經濟影響力就能夠順利的轉化成政治影響力。外交經略中，利用好金融工具，促進實現價值觀的認同，十分重要。

二戰后，美國利用馬歇爾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美國日后獲得全球大格局的主導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馬歇爾計劃的投入十分合理。美國“先予”的經濟援助合計130億美元，若按美國1947年2499億美元的GDP規模看，這一援助占美國一年經濟總量的5.2%。經濟上是完全可承受的，而政治意圖得到了很好的實施。

馬歇爾計劃結束后，美國對歐洲國家的其他形式的援助始終沒有停止過。

而在東亞地區始終因歷史原因不受人待見的日本，也進行過“黑字還流”計劃。計劃資金主要通過政府發展援助預算資金和私人儲蓄資金等兩方面籌集。私人資金是其主要來源，占比約為71%。

該計劃在維護日美關系和推動日本金融體系國際化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取悅周邊、化解仇恨，為日本崛起削減周邊壓力的同時，也實現了日本自身產能過剩和增長放緩壓力的釋放。

這些經濟金融手段的實質含義都遠遠超過了其表面。從政治意義上看，美國和日本恐怕從那些“受惠”的國家和地區受惠多得多。

目前，中國已經走過經濟實力積累的初級階段，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不斷增強，未來的發展也無須繼續完全遵從別國主導的現有規則。此外，后危機時代恰是全球經濟秩序、國際貨幣體系深度調整的時期，循規蹈矩已經難以保障國家利益，亂中有為才能有所作為，這個時候，如何最大化利用金融手段，增強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和區域領導力已經成為新的戰略重心。

新一屆中央領導提出了“命運共同體”倡議、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加速推進“三行戰略”和“絲路基金”，為經濟金融實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奠定了良好基礎，是主動調整實施“先予后取”共贏戰略。

國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

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金融戰已滲透到所有國家的所有方面、所有層面。資金流動的持續延伸，通訊信息的不斷擴張，金融在社會生活中處處可見，個人經歷中必不可少，同時，任何國家發展經濟基礎、科學技術、國家安全、軍事戰爭均與金融息息相關。金融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最活躍的因素，放眼全球，金融是國際競爭的焦點。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也全球化了。金融已成為一國舉足輕重、風險日大、危機頻仍、最關鍵、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領域。

因此，國家金融安全是全方位的。

金融要有戰略思維。“要善于觀大勢、謀大事。”它應與國家政治體制、經濟形勢、社會發展階段等相一致，并與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戰略相互交織，以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為最終目標。因此，金融國策應建立在國家戰略高度的，需要主動出擊、全方位籌謀、系統性協作。

金融要有法治思維。“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復雜社會需要簡約治理，市場繁榮要求權力謙卑。金融治理也是如此。我國的金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亟需推出針對當前金融發展新形勢、新風險的全面、完整金融法律框架，使得駕馭金融風險有法可依。當前完善法規制度，強化金融監管，堅決金融反腐，就是為了更好的保障國家金融安全。

金融要有辯證思維。“要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職責結合起來。”在全面深化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要自覺利用辯證思維看問題。金融體系改革必然伴隨著風險，從國家金融安全角度看，要從最大化改革收益和最小化改革風險兩方面共同考慮。改革要有優先順序，要有配套安排。

金融要有系統思維。“要堅持抓大事、謀全局，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戰略問題、全局指導、宏觀決策上。”國家治理是對一國發展和競爭的控制能力的綜合體現，必須在這張金融網絡中，充分利用金融工具，牢牢把握金融權，運籌帷幄，贏得先機。

金融要有創新思維。“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奮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邁上新臺階”。“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關鍵是有新的謀劃、新的舉措，以創新思維增加金融活力。

金融要有底線思維。“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在堅持對外開放、國際合作的同時，時刻警惕各種外部勢力利用金融手段，直接間接損害我國利益，對于國際競爭的殘酷性要有足夠的清醒認識，決不能過于天真。對此我們在對內加強金融改革發展的同時，時刻注意防止金融風險，處理好金融領域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干成事，不出事。

后記

當前，中國既面臨著地緣政治素來的復雜形勢，又面臨著崛起過程中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陣營的期待和疑慮；既面臨著國內舊經濟模式下結構性問題的困擾，又面臨著改革推進中內外經濟不確定性壓力帶來的掣肘。當此時刻，國家金融安全如何維護，關乎國家安全，關乎社會安全，關乎經濟安全。

金融是戰略，維護國家利益無所謂陰謀陽謀。金融是權力，總體金融安全觀是維護國家穩定的基礎。金融是治理，是對一國發展和競爭的控制能力的綜合體現。

金融是軍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金融是政治，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金融是國策。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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