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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4日，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以下簡稱AMRO）發布了《2017年度東亞經濟展望報告》，這是AMRO發布的首份年度經濟展望報告，標志著AMRO在成為東亞區域宏觀經濟監測機構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

　　AMRO本身即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的產物。在1997年至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國家意識到過度依賴IMF提供外部融資的脆弱性，開始著手創建區域內部的危機救援機制。2000年5月，東盟10國與中日韓三國財長在泰國清邁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協議，也即清邁倡議（CMI）。2010年3月，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生效。2011年4月，作為東亞區域內獨立進行宏觀經濟監測實體的AMRO在新加坡成立。2016年2月，AMRO正式升級為國際組織。來自中國財政部的常軍紅女士是AMRO的現任主任。

　　《2017年度東亞經濟展望報告》的格式類似于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為總體經濟形勢展望與專題報告兩大部分。在總體經濟形勢展望中，報告分析了全球經濟形勢及其對東亞區域的影響、東亞區域的經濟展望以及面臨的挑戰，以及針對東亞各國的政策建議。在專題報告部分，由于2017年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20周年，因此專題報告回顧了20年來的東亞區域金融合作。

　　在筆者看來，在對全球經濟以及東亞區域經濟的判斷方面，這篇報告提出了如下值得重視的觀點：

　　第一，雖然2016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長勢頭出現明顯改善，但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會影響復蘇進程。主要的政策不確定性包括特朗普可能發起的嚴厲的貿易政策與移民政策、歐元區主要經濟體大選的不確定性以及英國脫歐談判的后續影響等。更進一步來看，全球政策的不確定性又會通過貿易與資本流動渠道對東亞經濟產生沖擊；

　　第二，報告比較了美國、中國與日本經濟變化對東亞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得到的結論是，相比于日本，美國與中國實體經濟變化對區域的影響更強；相比于美國，中國實體經濟變化對區域的沖擊會持續更長時間；企業部門的壓力是上述沖擊傳導的重要渠道；

　　第三，美聯儲步入新的加息周期抑制了東亞經濟體通過放松貨幣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的額空間。一些經濟體因為信貸增長過快和外債高企，面臨著較強的金融脆弱性。建議那些正在增長與穩定之間尋求平衡的政策制定者，在當前不確定的全球環境下優先考慮金融穩定。

　　由于宏觀經濟監測職能的首要任務就是甄別特定范圍內的潛在經濟金融風險，不能看出，《2017年度東亞經濟展望報告》的確是在努力發現區域內金融風險的來源與苗頭，并前瞻性地提出警示以及政策建議。應該說，當前針對東亞區域潛在經濟金融風險的權威研究，目前還是比較稀缺的，其中主要原因則包括：一方面，東亞區域被認為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目前相對安全的區域，另一方面，當前國際研究的中心放在了美國、歐元區等發達經濟體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可能造成的風險。正因為如此，AMRO的定期宏觀經濟監測報告，對區域而言具有重要的參考機制。

　　在東亞金融合作20年的專題報告方面，AMRO團隊也提出了如下一些重要的觀點：

　　首先，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的頭10年，東亞經濟體在匯率制度、企業和金融部門改革、財政整頓與審慎監管方面進行了痛苦的調整，這推動了東亞經濟體的經濟復蘇并增強了其抵御未來危機的能力。在危機爆發后的第二個10年，盡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減少了來自美國與歐洲的需求，但東亞國家仍從區域一體化以及中國經濟崛起中獲益；

　　其次，東亞金融危機為當前東亞區域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三個寶貴的經驗教訓：一是應該把政策重點放在金融市場與資本外流引發的風險方面；二是應該高度重視經濟體之間金融風險的傳染與影響；三是既要在國內建立更靈活以及更及時的政策框架，也要在區域內開展更深化的財金合作；

　　再次，為了更好地應對全球層面的各種不確定性，東亞區域的政策制訂者們必須做好以下三件事情：一是在保持政策紀律的同時靈活應變；二是通過加強政策協調來確保政策意圖能夠很好地被市場所理解；三是必須加快國內結構性改革來提高增長的可持續性與質量。

　　作為一個長期以來東亞區域合作的觀察者與研究者，筆者的確深深感到在東亞區域開展財金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東亞區域內各國的經濟協同性仍在持續增強，無論是全球價值鏈與生產網絡的融合方面，還是在金融市場的一體化方面；另一方面，東亞經濟的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仍在持續上升。然而，東亞區域合作也面臨大國與小國的博弈、大國之間的博弈、各國在政治、歷史、文化等領域的沖突與歷史問題等因素的掣肘。因此，東亞區域金融合作歷來具有危機驅動的特征。一旦危機襲來，各國可能克服分歧、達成共識、形成集體行動，而一旦危機過去，區域金融合作又重新停滯不前。

　　國際金融領域似乎有10年爆發一次危機的輪回。20年前的東亞金融危機推動了清邁倡議的產生，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推動了清邁倡議的多邊化與AMRO的形成。當前全球金融市場依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東亞國家可能再度面臨不利的外部沖擊，這意味著，當前可能是推進新一輪亞洲區域金融合作的良機。而已經成為制度化的區域宏觀經濟監測機構的AMRO，有望在新一輪亞洲財金合作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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