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監管部門對傳銷組織的定性要求為“30人以上、具有三層以上拉人頭的組織架構”。我們在中國向公安部門舉報時,必須同時收集30個以上受害者簽名的舉報材料,還必須提供這些人存在三層上下級關系的證據,舉證存在很大困難。
孫靜文從去年開始搜集材料并到有關部門舉報,但一路舉報下來,她灰心喪氣。“因為爸媽住在撫順老家,我就先去當地派出所報的案,公安說必須由受害者本人來,否則不能受理。”
她隨后又攜帶證據前往自己居住地的工商部門。了解案情后,工作人員稱工商部門只能對傳銷定性,無法調查身份證、銀行流水賬號等信息,希望移交公安機關。
孫靜文找到公安機關經偵處,辦案人員稱“涉案范圍太廣”,建議她回去把材料準備全。孫靜文告訴我們,搜集證據難度很大,“每次向我媽提起五行幣,她都質問我是不是想舉報,像防賊一樣。”
就在我們采訪期間,五行幣騙局重要頭目宋密秋(化名張健)被公安機關緝捕回國,孫靜文認為案情有了轉機,再度去公安機關報案。“他們說對此事確實下了文,下發了幾百人的名單,但里面沒我父母名字,所以辦案人員還是建議我去撫順老家或上線所在地江蘇徐州報案。”
胡欣也同樣遭遇了“舉報無門”。她曾輾轉跑過當地市、區工商部門,結果都一無所獲。而公安機關經偵處也因“涉案金額不足100萬”而未立案。
6月初,胡欣母親本打算參加五行幣群里組織的香港集會,當地派出所和社區工作人員前來勸導,計劃被迫取消。“工作人員走后,十幾個傳銷參與者就找到我家,說是我舉報的,要我賠償機票等經濟損失。”當天夜里她被母親趕出家門。
李旭曾接觸過許多金融傳銷案,他說,投資者在初期會獲利,無人愿意報案,相關部門很難調查,當資金鏈出現斷裂,操盤手就會銷毀證據,一走了之。
不僅如此,由于監管難度大,許多金融傳銷機構難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區”開始進入中國,因為組織者和服務器都在境外,我國有關部門無法單獨查處。2015年底,銀監會等四部門聯合發出風險預警提示,指出此類運作模式違背價值規律,存在很大風險,平臺隨后發生崩盤。
然而,我們調查發現,崩盤后的MMM社區留下不少“后遺癥”,很多平臺改名為“三妹互助社區”等繼續融資,更有些“升級”成新的傳銷模式再度活躍。而五行幣頭目被抓后,其組織活動依然十分猖獗,據“團隊助理”介紹,其內部已產生了新的負責人。
“目前金融傳銷的監管存在軟肋、盲區和真空地帶,部門間沒有形成合力,同時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備影響了有關部門的執法依據,導致無法可依。”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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