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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城市里，出沒著這樣一群人，他們穿著不起眼的衣服，在城市的各個工地、工廠中出沒，他們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構建起城市的美麗。然而，時間過得飛快，三十多年過去了，他們當中的第一代已經老去，當他們年華逝去之后，誰能為他們養老呢？

　　——瀚哥

　　最近《參考消息》發出了一份消息，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走出了農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能力融入所務工的城市，也無法從不斷擴大的社會保障網絡中受益?，F在，他們面臨著在人生暮年仍要繼續工作的前景。

　　當看到這樣的報道的時候，瀚哥也是心中感觸頗深，作為一個長期跟蹤研究農民工的人，但是看到這個報道的最大感覺還是感懷落淚，最不想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農民工，如果有一天，我們老無所依，到底誰才能把我們埋在春天里？

　　一、農民工有可能變成“裸老族”

　　掐指算算，距離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快四十個年頭，當年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現在可能都已經甚至過了退休的年齡。讓我們把時間回溯到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之初，成千上萬的農民工涌進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建設中最早的一篇建設者，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進城務工人員約有30%在建筑業，可以說，在中國熱火朝天的各大建筑工地上正是這些農民工創造了中國的速度奇跡，無論是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還是各個大街小巷干凈整潔的市容市貌，亦或大家居住的各個高樓大廈都離不開這些建筑工作，這些農民工的辛勤勞動。

　　但是，農民工的問題卻是非常嚴重的，這是因為對于大多數農民工而言，基本上除了少數項目管理人員是擁有正式編制的企業員工之外，大多數農民工的工作方式都是散工或者臨時工，這種現象在建筑行業尤其顯著，因為大多數的建筑公司都是只有資質沒有工人，建筑公司會拿著這些建筑資質去承包工程項目，等拿到項目了之后再去找包工頭，再由包工頭來召集工人，一同完成這個項目，然后根據項目給每個工人結清工資。這種方式對于企業而言無疑是成本最低的用工方式，由于不用支付五險一金等各種資金，而對于農民工來說，這就意味著沒有任何的組織給農民工去購買五險一金，甚至連最基礎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都沒有。這么多年來，由于知識的缺失，生活的相對單純，獲取信息的渠道單一，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更是較低，這樣的結果就是基本上大多數農民工在工作的時候都沒有考慮過自己的未來。

　　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險覆蓋率已經達到了85%以上，這種覆蓋率的確已經很不錯了，但是根據養老保險的繳費方式，一般是個人自己繳納8%，企業繳納20%左右，如果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在農村養老保障中，由于企業一環的缺失，養老保障其實問題百出，瀚哥仔細查了2017年農村養老保險繳費和發放標準，即使按照繳費年限最長的30年，最高的第六檔繳費金額20000元計算，農村老人只能夠領導357元每月的養老保險金，瀚哥不知道各地農村的生活標準如何，但是在瀚哥的老家那里，即使是357元對于一個已經失去了自己種地勞動能力的老人來說，可能也是不夠養老的。

　　對于走出農村在城市打拼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可能所謂的“家庭養老”或者“養兒防老”才是他們最基本和最可靠的思路吧，因為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農村社會有著一種天然的自我養老的能力，具有著家庭共濟式的養老方式，很多人會認為，農民工只要老了那你不還有土地嗎？土地難道不是農民工最后的社會保障嗎？但是，這個情況要出現的前提條件是要擁有足夠的農村人口，在農村擁有足夠的勞動力，因為農活也是一個非常重的體力勞動，然而，多年的全面一孩，農村也很難有足夠的勞動力了，再加上社會的發展，各地的青壯年早已大批離開了農村，老人很難在農村得到真正的贍養，很可能就會陷入“裸老族”的困境，這個時候對于他們而言，只剩下所剩不多的積蓄，非常有限的養老保障，不一定能夠支撐他們生活的子女，很多老一代農民工有可能只能實現低水平生存，而不是真正的養老。

二、問題到底出現在了哪里？

　　一直以來，瀚哥都在反復強調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會有農民工？這個組合名詞本來就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稱謂，因為從工作的性質角度來說，農民和工人都是一種職業，而且這兩種職業一種從事純粹的第一產業，另一種從事第二或者第三產業，根本不可能形成一種組合名詞，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沒有道理的。而在中國有這種奇怪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因為農民工在一開始就被定義為一種短工現象，在農閑的時候他們可以成為工人，在農忙的時候他們還是農民。的確，在瀚哥之前的很多文章中，此類人往往被稱之為第一代農民工，他們的存在的確是這種短工的形式，但是之后大量的所謂農民工卻已經和他們農民的身份脫節了，在他們身上可能只剩下戶口仍是農民，其他的都已經成為了徹頭徹尾的城市工人。

　　一是自身認同感的游離。然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對于大量的農民工他們長期以來的卻游離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從工作性質上來說，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并無二致，但是在身份地位上他們卻是處于城市的亞文化圈中，游離在城市和農村的邊緣，因為長期不在農村，他們早就失去了農民的認同，很多人都不會再認為自己是一個農民。而在城市，他們卻又難以被城市所接受，不僅是一紙戶口那么簡單，很多人即使有了城市戶口或者城市的居住證，但是卻依然沒有城市的認同感，所以感覺自己和這個城市依然格格不入。

　　二是城市進入的困難。在中國雖然人口流動的限制已經被打開了，但是人口流動背后的社會福利卻是依然成為一種束縛，對于農民工而言，他們進城不難，難的是進城市民化。由于缺乏足夠的保障，農民工很難擺脫自己頭上農民工的帽子，在很多的時候缺乏足夠的技能，或者足夠的信息讓他們融入城市的這個社會體系。在高昂的房價，在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面前，其實融入城市的難度也在不斷增加，融入變得越來越困難，這個時候農民工的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

　　農民工養老可能不只是一個群體性的問題，更是一個體系性的問題，對于老一代農民工來說如何能夠讓社會保障真正惠及他們，對于新一代農民工來說如何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這才是我們真正該考慮的問題吧！

    每日一句在大英帝國的歷史上，一個顯著的規律是，每當英國人做出專制暴虐的行為時，總會從英國社會內部涌現自由的批評聲。事實上，這種一以貫之的強有力的聲音始終以自由主義的準則來裁決英國的種種帝國主義行為，這相當于賦予了大英帝國某種自我修正的品格。——《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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