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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城市化潛力人口，是經濟下行的救星

中國能不能跨越發展過程中的中等收訖入陷阱，看法不一。第一種觀點很樂觀，中國沒有中等收入陷阱，我覺得這絕對是錯誤的；第二就是我們有陷阱，但是跨不過去，這也是不對的。

我覺得要謹慎的樂觀，要有辦法，一要正視這個問題，二要想出跨越陷阱的辦法來。

我最近也出了兩本書《繁榮的輪回》和《跨越發展的陷阱》，還要進行修訂，修訂版由上海人民、三聯、格致出版社聯合出版，估計今年年底出。

中國的經濟發展，東亞的這幾個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和我們很有比較性，因為它是屬于東亞文化圈；另外非常相似的就是中國在1950年以后，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戰后都進行了土地的改革，印度雖然也土改了，但是這三個國家和地區分得比較平均，都差不多；都實行了計劃生育，但是中國大陸的力度有點大、時間有點長。比較參照系上，好像你去拉美的國家比較，一些基本的條件不一樣，可比性不一樣。

我們在修訂上述兩本書時候有一些發現，韓國和臺灣在中等收入跨向發達經濟體的時候，其實基尼系數很低。其基尼系數呈現微笑曲線，不是倒U型，是正U型。就是開始的時候基尼系數高，中間低，高速增長的時候實際上很低。到進入后工業社會的時候，基尼系數又高起來了。仔細研究數據，實際上是這么一個變化過程。

我們在前一本《繁榮的輪回》這本書里，只分析到城市化人口退不出和進不去的問題，就是由于土地、公共服務、戶籍體制不順，但是還沒有研究它帶來的損失以及土地被管制的這些財富分配的機制，沒有研究這些的后果。

所以我們在修訂時，首先研究了韓國和臺灣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城市化水平。數據顯示，大概90年代左右城市化率到了75%，1980年的時候，臺灣的城市化水平就達到了65%，而且85%的人有房屋的產權，并不是說進來的都是租戶。另外這些進去的人都干什么？辦小企業的特別多，農民進去的時候把宅基地一賣，或者抵押貸款，就可以創業。最后我們發現，實際上韓國和臺灣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把農村的土地市場放開，土地資產就可以變現，可以有財富價值。

我們的土地只是生產資料，不能變現，不能抵押，城市資金投不進去。開始我們給農村土地起了一個名字叫“僵尸資產”，后來發現這個詞不好聽，就叫“凍結或休眠資產”。農村的土地，比如宅地、林地、耕地，從具體產權和市場上講，因為各種限制不讓你交易。

而城市這邊是一個寡頭行政壟斷的土地市場，把農村的土地源源不斷的征用過來，饑餓供地，一家拍賣，多家競價，央行再投放貨幣，加上極端的市場，這個泡沫飛速增長，財富效應化非常大，導致了財富和土地資產性收入的城鄉巨大差距。

這是在韓國、日本、臺灣沒有的，這一點是中國大陸的特殊性。而且導致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較為嚴重，仔細去研究中國的基尼系數，分別看城市的基尼系數和農村的基尼系數都不太高，但是兩者綜合，總的基尼系數就上升。原因是什么？城鄉差距貢獻了基尼系數的60%。

修訂的時候解決了這么幾個理論上的問題。第一就是城市化滯后帶來的經濟損失，被壓抑的產出。比如臺灣和韓國，20世紀80年代末時候就75%了，對照中國城市化過程，特別是滯后情況，應有農村人口和中國大陸現有農村人口相減就是城市化滯后的部分，可以按照農業生產率增加值的人均生產率和城市工業及服務業人均增加值生產率之差，可以計算出城市化滯后GDP的損失，以及國民收入的損失，也是被壓抑的增長，壓抑的產出。

我們這次發現有一個范疇，就是錯過城市化人口，比如1980年的時候一個人20歲，土地退不出，戶籍管制進不去，公共服務沒有提供，到50歲、60歲基本上就進不了城市了，他沒有城市化潛力了，只能在城里打一圈工又回去了。這個和韓國、中國臺灣是不一樣的，中國目前農村的錯過城市化的人口規模已經有將近1個億了。城市化是個動態的過程，是不等人的。你不讓他進來，他變老了就進不來了。

所以我們有兩個范疇，一個是城市化潛力人口，一個是錯過城市化人口，錯過城市化人口絕大部分是挽回不了的。這幾年一些經濟學家說我們城市化水平50%多，如果達到75%的話，中國臺灣和韓國，這個時期經濟是高速度增長的，50%多到70%多是高增長時間。按照簡單比較，中國的國民經濟未來確實應當還有15到20年的高速度增長的時間。但是這個判斷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戶籍、土地和公共服務體制問題，結果是“青出老回”，或者在城市漂泊沒有市民化。城市化不會等人的，比如10年、30年以后說還有這么多人，還可以城市化？是不可能的。這一部分錯過城市化人口已經占13.8億人口的7%。也就是在考慮未來城市化空間時，可能要將這7%的不可能情況分析進去。

農村土地產權結構上不清，市場體制上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資產價格幾乎為零，土地的財富效應和財產性收益，通過政府征用低價將農村的土地往城市這邊轉移，這里城市是行政寡頭壟斷的市場，土地和房屋價格暴漲，央行給他放貨幣，最后財富效應非常明顯，形成極大的城鄉之間的收益和分配差距。而農村土地因為不能交易，為因管制而被“凍結休眠資產”。投資就進不來，這與中國臺灣地區、韓國有非常大的差異，結果是農村資產沒有財富增長和財產收益增長效應，而城市土地及其價格暴漲。

我們現在怎么辦？對目前還在農村，以及在城市中漂泊的城市化潛力人口一定要珍惜。現在我們三個“僵穴”，生育管制，農村土地被管制，不能市民化、戶籍管制。因為什么？戶籍管制，土地產權不清，或者產權結構比較復雜。如果把土地產權和戶籍管制這兩個“僵穴”打開，還有增長潛力。有潛力的城市化人口進行流動，資金往農村流動，商業資本可以投入進去，農村的土地資產可以抵押，貸款可以進去，把經濟從下行變成上行。

我們天天討論銀行不給農村、農業和農民貸款的問題，但“僵尸”土地資產，誰敢接受，到時不能過戶、交易，風險太高。風險太高的資產，別說投資，就連貸款都很難流入。不解決這個問題，總是讓銀行去貸款。最后，只能是數字虛報，欺騙了事而已。

十九大以后確實應該珍惜所剩不多農村休眠土地資產的激活，珍惜時間不等人的城市化潛力人口盡快盡可能城市化。產權改革，取消戶籍，就是城鄉之間的互動，人口和資金等城鄉雙向流動。

從我們一些基礎數據的計算，如果戶籍放開，加上財政體制的改革，在城市里，支出結構要把經濟建設這一塊降低，把教育，這些公共服務的支出比例提高。農民帶孩子來，得讓人家上學，類似問題解決了，增長的潛力是非常大的。

在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變的前提下，硬化土地的使用財產權，永久年期，允許交易、放開市場，戶籍放開；公共服務取消歧視，把投入鐵公基的部分錢投入到公共服務，讓城市的資金能夠投到農村去，近5年或者6年，估計一年提升GDP增速平均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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