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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事審判改革過程中，法院在發揮化解家事糾紛核心作用的同時，應注重社會資源的整合，搭建多元化糾紛解決平臺

　　法治周末記者 陳霄

　　家事審判改革為什么備受關注？

　　除了接地氣，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最近3年，進入法院的家事案件占據了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而且還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

　　積極并大力推進這項改革的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杜萬華曾指出：“我國在家事審判方面出現了不適應。”

　　如今，醞釀了多年的家事審判改革終于在去年6月以百家法院為試點拉開了序幕。過去的一年里，改革有成效，也有困惑。在此過程中，司法實踐發現了什么問題？未來改革將何去何從？

　　為此，法治周末記者專訪了最高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審判程序項目課題組負責人、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愛武和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博士后任容慶。

　　職權干預范圍有待明確

　　法治周末：職權干預是這次改革嘗試構建的特殊原則，但對于在什么情形下需要職權干預，實踐中還存在困惑。

　　陳愛武：一般而言，家事案件中涉及公益的案件，法院都可以依職權去調查或者委托調查員去調查，這在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也有規定。

　　比較常見的，例如，婚姻是否無效的問題，涉及身份關系公益，法院應依職權調查；還有離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撫養權或監護權的歸屬，涉及兒童利益的公益，應依職權調查，與此相關，不與子女共同生活一方支付的撫養費，法院在斟酌時也可以進行調查。還有家庭暴力案件，雖然主要由當事人就家暴事實進行舉證，但法院在認為必要時也可以進行調查。至于何為必要，有賴于具體案件的具體情勢。這一問題涉及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公益。

　　目前實踐中法官的困惑主要是，到底職權調查的范圍有多大？例如，離婚案件的離婚事由、離婚損害賠償事件、離婚財產分割、遺產繼承等，法院是否需要職權調查？

　　需要注意的是，家事案件的職權干預，應當遵循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例如，調查員調查的事實形成的調查報告，必須在法庭上經過質證，未經質證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

　　任容慶：目前，各試點法院在適用職權探知主義時，主要是將職權探知主義作為原則規定于家事審判工作規則中以及將職權探知主義作為一種審判理念在司法實踐中予以遵守。很多試點法院對于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或事實認定難以明斷的案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法官依法積極行使調查權，深入當事人單位、居所走訪了解實際情況，以維護弱勢一方的合法權益。

　　實踐中存在的困惑有幾點：一是職權探知的范圍不明，法院依職權審理的廣度、深度以及對當事人處分權干預的程度不明確；二是職權調查范圍不清；三是職權審理背景下，如何體現家事案件當事人的程序保障，即在擴大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同時，不能減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為此，應加快家事訴訟程序立法進程，通過立法對家事審判中法官職權探知行為予以規范和統一。

　　“感情冷靜期”也待立法支持

　　法治周末：試點一年來，你認為目前哪項探索最有成效但又同時存在制度困惑，需要呼吁立法支持或制度保障？

　　任容慶：我認為是“感情冷靜期”制度。目前，各試點法院相繼探索建立“感情冷靜期”制度，在各地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是，學界和實務界對于“感情冷靜期”卻提出一些質疑，認為該制度有法院為應對案件壓力而采用的“緩兵之計”之嫌。“冷靜期”的設置不但給一方當事人轉移、隱匿、變賣夫妻共同財產提供了機會，也耗費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和時間成本；法院超越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創設“冷靜期”，不僅于法無據，還侵害了當事人的離婚自由和訴訟權利，并且可能出現超審限的風險。

　　事實上，“冷靜期”并非中國首創，世界上很多國家為避免沖動離婚，都在離婚手續中規定了一定的“冷靜期”。本輪家事審判改革以先行先試的方式，探索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感情冷靜期”作為一項新舉措，在改革探索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有違現行法律，與傳統審理模式相碰撞的情形。

　　但這不能成為否定新制度、阻礙改革進程的理由，而是應該本著兼容并包的態度，大膽探索、剔除糟粕、吸取精華，為今后家事訴訟程序立法提供更多實踐經驗的總結。同時，各試點法院應在“感情冷靜期”的制度設置上探索建立包括適用原則、適用對象、配套措施等一整套完備的體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冷靜期”的制度優勢，避免其流于形式。

　　要全社會聯動多元化調解

　　法治周末：家事調解在本輪改革中成效很顯著，你在調研報告中提到家事調解較為粗放，還缺乏程序規范和技術支撐。你的建議是什么？

　　陳愛武：強化調解是家事案件處理中永恒的主題，不過我國家事調解多年來一直淹沒在經驗型的民事調解之中，其實，家事調解既需要感性經驗主導的人性關懷和溫情提醒，更需要理性支撐的事理分析和程序保障。

　　目前，各地都有一些制度創新，例如，家事調查員制度、社會觀護員制度、心理輔導或干預機制、多元調解機制、社會協作聯動機制等，但很多新舉措缺乏制度支撐，沒有形成規模，相關的配套措施也缺乏制度性的財政支持。

　　至于說調解規則，現在來談提取最大公約數，還為時甚早。調解各地有不同做法，與社會環境、民俗、文化背景相關，也很難一概而論。個人覺得，調解本身就應該是多種方式，具體的方式方法不盡相同，程序只能給出一些共性的規則來保障當事人的權利，比如，調解保密、調解自愿，同時有相應的救濟程序。

　　法治周末：家事糾紛多元化解、多部門聯動調解各地也都有探索，但有些法院反映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陳愛武：各地不一樣，跟各部門的聯動也不一樣。很多地方像跟婦聯的聯動就很好，婦聯將這個作為考核內容之一，非常愿意去做這些事；不少地方跟公證處聯動，公調對接也做得很不錯；公安部門可能各地就不太一樣，有的不錯有的不理想。

　　這個還是需要法院來主導，與其他部門對接，這些才能成為法院可以依靠的資源。至于具體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各地也不一樣，像南通市法院的大調解，是由政法委牽頭的，有些地方則由省高院來調度。

　　任容慶：司法外資源調動的廣度與深度直接影響著家事審判改革的成效。

　　作為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家事審判改革既要遵循司法改革呼吁法官專業化、精英化的改革方向，也要體現家事審判改革自身的緩和家庭矛盾、化解家庭糾紛的改革目標。為實現兩者的兼顧，只依靠法院自身力量是難以做到的。

　　因此，在家事審判改革過程中，法院在發揮化解家事糾紛核心作用的同時，應注重社會資源的整合，搭建多元化糾紛解決平臺，形成以法院為中心的家事糾紛化解體系，最大限度地發動全社會的力量協助法院一起化解家事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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