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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先生關于中國經濟的研究和觀點，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和決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近日，一篇文章分析他8年前的幾句話算準了中國房價的持續上漲，他對未來樓市的41個字，可能再次被應驗。

而在5月19日的“供給側改革專題報告會”上，厲以寧道出了他對中國經濟和改革最新的幾個重要判斷。比如，前段時間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認為中國已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厲以寧對此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也沒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國沒什么關系。

此外，厲以寧一直為企業家鼓與呼，強調尊重和培養企業家精神，首先要保護產權。只有保護產權了，才能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但對于很多企業家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他建議，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和處理。

第一個問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發展方式的轉變。當前，我們的經濟結構需要繼續調整，這已經很清楚了。但是，很多過去遺留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為什么現在這么強調要反對單純以速度、以數量為標志的增長的，這是傳統的增長方式。我們在曾經的一個時期，認為數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傳統發展的路子。這一定得改，現在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就包含了補短板、降成本、還有解決產能過剩等等問題，主要是著重在改革。

結構調整是重要的，但結構調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應該是轉變發展方式。我們現在的結構性改革重在轉變發展方式，這就是要改變那種傳統的只重數量和速度的發展方式，轉為注重質量和效率。這是當前最重要的，為什么結構性改革一直在進行，但力度不夠呢？因為要轉變傳統的發展方式并不容易。

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利益集團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路徑依賴。有了利益集團的阻撓，不愿意改，有了路徑依賴，不想改。所以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實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所以結構性改革不僅是調結構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仔細地認識到，補短板遠遠沒有解決，降成本遠遠沒有解決、去庫存也沒有解決。生意一好煤炭價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樣挖。我們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問題，一定要轉變發展方式，我們的改革才算進了一大步。

第二個問題是創意、創新和創業。20世紀這一百年當中流行最廣的經濟學名詞是“創新”。這是一百年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來的，他是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否則他肯定是最早的諾比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我們今天講的創新、創業，理論根據還是來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論現在已經過時了。當年熊彼特提出創新理念的時候，認為人分為兩種，一種是企業家，另外一種是發明家。發明家整天在實驗室中，企業家在市場上，沒有平臺就找不到對方。但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了，今天有中間人為企業家和發明家指路，把兩者結合到一起。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和過去的不同。一百年前最大的發明來自軍工，但今天最新的發明在民用，創新給我們的是希望、是機會，今天的年輕人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個問題是企業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比方，他說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者必然擁有的一種魅力。這話什么意思呢？創新者就是企業家，企業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勞、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開這市場。這看法到今天同樣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業家精神，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國企需要企業家精神，民營資本同樣需要企業家精神，需要靠企業家精神去拼搏。

那怎么來培育企業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護產權。不保護產權怎么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講到，不僅是物權，而且債權、股權、知識產權和其他各種無形資產都應該受到保護，這樣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發明出來，你就盜用了”，這是知識產權的問題，需要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各種產權一律保護。公有經濟產權要保護、私有、非公有的產權同樣需要保護，這一點很重要。

在談到保護產權的時候，歷史問題怎么辦？中央文件中也隱隱約約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問題還要進一步深挖，處理歷史問題得有歷史的眼光。我到廣東、福建去調查民間信貸問題。很多人就說，應該讓民間信貸浮到水面上來，在陽光下公平競爭，它為什么不敢呢？因為它在歷史上可能跟某個走私案有關、本人有可能放過高利貸或者走私過，他怕人家追查舊帳。當時我不了解情況，我犯了錯誤，但是以后就怕你追，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怎么樣做？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說的很清楚，還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銀行，信貸上也有問題。銀行有兩大歧視，一個歧視叫規模歧視，還有一個是所有制歧視，你是國有的就優先給你，你是民營的就往后排。這兩個歧視都不合市場原則。不應該有規模歧視，誰規模大我就貸錢給他。他們說如果都按照市場競爭原則的話，那就應該憑效益、憑你過去的記錄。信貸這個“信”是最重要的。

在這過程中發生過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經實行了土地證，土地證和住房證到手后，一些農民就去辦了抵押貸款，有一些人反對，說萬一他不還了怎么辦？那國家又要把它沒收了，農民沒房子住就會出問題。但后來調查發現，結果和預料的是相反的。

農民用房子、土地來抵押進行小額貸款，那是整個家族的財產。如果因為欠收、或者客觀原因還不了，全家族的人都會來保障你。為什么？因為土地好不容易確權了，絕不會輕易丟掉的，你沒有錢全家族幫你啊。所以農民貸款的壞帳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擔保把錢還了。我們再追問，為什么愿意幫著還錢，他們說，實際上是等著將來土地升值。

中國家族企業有一個毛病，這是我們在南方企業調查的結果，家族企業有兩本帳，一本帳是經濟帳，一本帳是社會帳。經濟帳就是一定要把這企業搞好，讓全家族都能夠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會帳，是得救濟家族的人，盡幫助家族的人的責任，不然這一些人怎么辦。

但是兩本帳一定會出問題，我們在農村調查時候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有人說不合理，如果是孤兒寡母，喪失勞動力，幫助他們沒問題，但如果是吃喝嫖賭變窮的，這樣的人我幫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斷的分離。

企業家最重要的是懂得兩個道理：

第一個道理，無論是什么樣的企業家都不可能憑一個人的力量來創造，總要有同伴、總要有家族、親人。

第二，企業家一定要懂得經濟學的一個重大變化。

從古典經濟學開始就提出過一個叫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人們都是以最大的利潤、最小的成本來進行判斷的，但實際上古典派的時間是工業化的初期，現在的觀點已經開始改變了，叫社會人假設，意思是說，人不一定全按經濟學的理性人的方式來做，比如說企業不是有矛盾嗎？企業不是有互相競爭嗎？經紀人假設是說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兩敗俱傷，社會人假設就不一樣了，人是社會人，人是現實的人，人應該考慮到“協商、和解、雙贏”。

這六個字表明，社會人假設不是最優選擇，而是各自后退一步海闊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結果是雙贏的。企業家也應該是社會人，懂得協商、懂得和解、懂得雙贏。企業家也不是一個身份，是精神啊。

第四個問題，中國正在悄悄的發生一場人力資本革命。

國外有一種說法是，中國舊的人口紅利沒了，現在中國農村沒多少能進城了，中國改革的路也走到頭了，改革紅利枯竭了。唱衰中國的很重要一個理由就是中國舊的人口紅利沒了，舊的改革紅利枯竭了，這些觀點都是錯的。

其實，中國正在悄悄的發生一場人力資本革命。過去只有“海歸”，現在出現一個新詞，叫“城歸”，無論男女都在向回走，他們在尋找自己創業道路。

我是貴州畢節試驗區的總顧問，對畢節的情況了解比較多。那個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現在又自動回來辦小微企業。他們在城市中工作了幾年，有經驗又懂得技術，這種變化不僅是在貧困地區，富裕地區一樣有。

浙江土地確權以后，有些農民到城里開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總得有人種的，我們在浙江發現是安徽的人在種田。在蘇南考察時發現，蘇南的田是蘇北人在種，蘇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而農民也在自費學習農業技術。所以中國的正在發生人力資本的革命。中國人口資源枯竭的理論只能說明他們不了解中國。

最后一個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對這個問題，我有一個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他是沒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銀行報告中提出，有一些國家到了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就停滯在那個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幾個國家、東南亞有幾個國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沒有提出怎么解決，原因也沒有說清楚。實際上從國外的很多資料來看，事實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實際包含三個陷阱：

第一個陷阱是發展的制度陷阱。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及時進行改革，沒有進行土地的重分，到現在變成制度性的問題。

 

第二個陷阱是社會危機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沒改，傳統的統治方式也沒改，內戰就發生了，形成了長期的社會不和。

 

第三個是技術陷阱。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沒有資本市場，國內沒有人才。大部分出國留學的人畢業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地方的技術怎么能夠有突破？必須有技術上的創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國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計劃經濟時代盡管有各種缺點，但在當時是必然的。因為中國處在受孤立、受封鎖的情況下，多次應該進行的改革都沒改。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提出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后來的這種局面。

盡管改革開放是很難的，但是畢竟有了幾個突破。第一個突破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了這個之后，多年憑票供應糧食的情況沒有了，集市貿易，雞鴨魚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個突破是勞動力多了。過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現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就開始創辦鄉鎮企業。這是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破的結果。

第三個突破是經濟特區的建設。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鄉鎮企業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市場開拓。經濟特區的建設，是在平靜的水面上丟下了三塊石頭，從此激起了層層波浪，中國經濟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們應該是這么來看待的。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國是沒關系的。中國正在變化，而且變化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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