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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項項選擇和取舍的結果。這些取舍的依據，被稱為價值觀，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中，我們選擇了認為重要和有價值的一部分，放棄了認為無意義的另一部分。

在這些價值觀中，透露著我們想要過的一生。

兩年來，吳曉波頻道累計調研十余萬人，詳細訪談上百位新中產，梳理成兩萬字的《2017新中產白皮書》。這將是中國第一份對新中產人群的全景式深度調查。

今天我們從新中產白皮書中挑選9條最重要的價值觀呈現給大家。

1、審美觀

個性、小眾和多元化的自我，是新中產審美觀的特點。

新中產生活的物品，分為“生存的必需品”（比如食品）、“參與社會運轉的必需品”（如電腦、手機、出行工具等）、“展現自我的時尚品”和“自我實現的物品”（閱讀、興趣等）。

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許可以和其他人一樣，但關于時尚、審美和自我實現的物品，則必須買自己眼中最合適或最好看的。

用杭州一位三十出頭的新中產先生的話說，只有這樣的物品，“才是真正屬于我自己的”。

2、消費觀

過去一年，什么是讓新中產最開心（或最有價值）的消費？答案各種各樣，包括：藍牙音箱、貓窩、烘干機、單反相機、掃地機器人、偶像的專輯、香氛加濕器、樂高積木、一個奢侈品包……

新中產的消費，是一次展現審美取向、生活方式并證明其意義的自我愉悅和反饋。

單一化的批量生產商品，會逐漸淡出，沒有人會通過大批量生產的東西展現自我。而大件商品也不會成為主力，房子、汽車，你一輩子也就買一兩次。買一些特別的小東西，是最輕松、隨意、頻繁且“劃算”的展現自我的方式。

那些小件（會讓我開心），有時候一個本子、一支筆、一個包、一支口紅或者一本書，都讓我覺得自己是很特別的，和別人不一樣。

3、財富觀

新中產的財富觀，是財務自由+X。

3/4的新中產將“賺錢，實現財務自由”作為人生的目標，至少是階段性的目標，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人生配上一項其他目標，可以是“快樂，享受當下”，可以是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可以是“更了解這個世界”，可以是“美滿家庭及和諧的人際關系”，可以是“健健康康地度過一生”，也可以是“讓世界因自己而改變”。

比如蘇州一位雷先生的說法，“我以前的生活中可能90%不開心的事情和錢有關，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但同樣，90%開心的事情，也是和錢沒有關系的。

我現在慢慢明白，有一些事情，確實是錢解決不了的。比如我現在不管怎么吃好的、用好的，但是熬夜之后再也沒辦法像10年前一樣第二天接著上班而不受影響。

4、階層觀

布爾迪厄在《差別》中說，階層的不同導致消費和興趣不同。其實，消費和興趣的個性化與圈層化，也在自動將人群從一整個大眾群體分割成為不同的子群體。

超過六成的新中產認為，相比于從前，社會流動正在固化，但同樣有接近五成的新中產認為自己向上突破是有可能的。

廣東某市的一位新中產先生感嘆：“我確實有種感覺，很多好的機會已經過去了，比如我父親那一代，做工廠雖然很辛苦，但是競爭比現在小，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有能力、肯干，大部分結果都還不錯。現在想要通過創業致富，感覺比以前難多了。”

但同時，也有人對社會流動性的減慢表示理解：

（階層流動固化）可以理解，不過我相信中國比其他國家還是要好一些，最好的情況是各個階層之間保持一定的流通，然后給最底層的人必要的保障。

5、競爭觀

新中產最大的子群體80后，他們“從小到大，都在一個競爭的環境中度過”。

北京一位80后新中產以自嘲式的語氣來講述這個過程：

我們讀小學的時候，大學不要錢；

讀大學的時候，小學不要錢；

還沒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

可以工作的時候，找份好工作這么難；

還沒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配的；

要掙錢的時候，房子很貴的。

說起來我們這一代是有點慘，其實總體上，餅是越做越大的。然后大家在其中爭，可能有的人能力強一點，分得多一點；有的人稍微能力差一些，少一點。但是要我們回到原來的那種狀態，我覺得至少從我身邊大部分人的狀態來看，是不愿意的。

新中產并不是一個害怕競爭的群體，相反會將個人能力置于重要的位置。

6、義利觀

新中產對于利己主義的看法，是承認其合理，并期望劃定其合理的邊界。

新中產們認為，自利不是自私，而是一種有序、合理的等價交換，更需要一種合理的規范和制度來保護共贏的可能性。

上海兩位分別在圖書館和外企工作的新中產女士是這樣對待“利己主義”這個詞的：

人活著，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避開對自己不利的事情，是天性。

利己才能利他，這是社會群體的問題，損己利人的事情畢竟不多。損人利己，要看兩方面：一個是個人的道德問題，第二個就是社會規范的問題。犯罪的成本降低，自然會出現很多損人利己的事情。

7、子嗣觀

在親子關系上，費孝通曾對中西之間的差別做出經典的比較：西方是“接力模式”，父母對子女有撫養的義務，代代相傳，類似接力賽跑，但下一代沒有贍養上一代的義務；而中國是“反饋模式”，在這個接力過程中，下一代還要承擔對上一代的贍養義務。

兩者的差別，在于贍養義務上，這其實并不是一項文化性的差別，而是社會性和經濟性的結果。中國父母，素來“控制”子女人生和要求子女反饋的傳統，可能會中斷于新中產。

他們的想法是：

我們可能是中國第一批真正不求回報的父母。

總體上，我對孩子是挺嚴格的，小時候嚴格一點，是因為長大可以多一點選擇。我對他沒有具體的期望，就希望他選自己喜歡的東西，把它做好，然后好好生活，過得開心。反正等我老的時候，也不需要他來養我，他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8、全球觀

在全球地位的問題上，大部分新中產仍然認為中國還不足以與美國全方位地平起平坐，有很多需要向美國學習的地方。

尤其有過海外學習、旅行和相關工作經驗的人，對于中國的看法也更加全面和理性。中國的長處，是基礎設施建設不少方面已經不輸給美國，有高效率的政府和勤勞的勞動群體。但相比于美國，差距主要體現在軟件方面，比如教育、科研、文化、商業氛圍和自然環境方面。

在教育上，一位留學過美國的新中產的看法，代表了多數新中產的看法：“美國教育模式，比較自由，不是只有高考一條路，更注重培養個人的能力。”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還需要在軟件上多一點努力。

9、焦慮觀

在焦慮的問題上，新中產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安感。

比如理財的焦慮，深圳的程先生說“過去幾年，股票、基金、P2P，甚至買房，沒有一個讓人省心的”；

比如職場的焦慮，北京的薛先生說“工作到了35歲，換工作，很多公司都不要了”；

比如健康的焦慮，武漢的朱女士說“對現在的食品安全和空氣很擔心，身邊得癌癥的人也越來越多”；

比如時間的焦慮，工作負擔、信息超載和拖延癥，對每一位職場人士都是“想要逃也逃不掉的坑”。

但論程度，或許遠沒有媒體所說的那么嚴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焦慮是合理和有益的。

一位從事文化創意行業的新中產表示，“適度緊張的狀態下，靈感出現得最快，進步也最快”。

在我們的周圍，經濟條件的現代化，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正在發生，而人本身的現代化則往往被忽視。我們有理由相信，“新中產”是一種符合現代化意義的人群。

結構主義學派的社會學安東尼·吉登斯，將現代性定義為一種風險文化，它從穩定而單一的傳統秩序中演變而來，一面是多樣化的可選擇余地，另一面則是不確定性，也因此，不安全感和自我焦慮的折磨是其自帶的附屬屬性。

換言之，焦慮是結構性的、不可避免的存在，對于新中產而言，它就像奔跑中產生的乳酸，重要的是接受它存在的合理，理解它存在的機理性意義，嘗試將它控制在最佳的范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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