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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商業及更為廣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諸多歷史讀本中,大多也會依照類似的隱含邏輯展開敘述,意在強調杰出個人及其卓越貢獻的作用。總有人喜歡問這么一個問題:假如某個卓越的科學家、發明家、企業家比如愛因斯坦、愛迪生、喬布斯,在還沒做出最為出名的發明或商業創意之前就意外去世,那會導致一個與今日完全不同的世界嗎?提出這類設問者,預設的答案往往是“當然如此”。。

　　只是,倘若更深入些去挖掘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一些讓人尷尬的答案。如果愛迪生在想到燈泡的點子之前就不幸離世,仍會有其他的人想出同樣的子。事實上,當時的英國人約瑟夫·斯萬就已這么做了。而在同時期的俄國,也出現了白熾燈泡的發明者亞歷山大·洛德金。據考證,在愛迪生之前就發明出某種形式、具有基本可靠性的白熾燈泡的人,不下20位。

　　對此,科學、商業、軍事等領域的愛好者很可能覺得難以置信和接受,但事實就是如此。當電力供給變得穩定,就已為燈泡、白熾燈泡的發明提供了基礎條件。類似的現象并不在少數,伊萊莎·格雷與貝爾是在同一天申請電話專利的。如果谷歌在20世紀末未曾出現,也必定會有其他的搜索引擎變成主流,盡管可能不如谷歌那樣好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信情況也將大大改善。

　　牛頓與萊布尼茨都曾獨立發明微積分,達爾文在聽說阿爾弗雷德·華萊士有了跟自己相同的看法后,才發表了他的人類進化學說。就連愛因斯坦也不能稱為相對論的唯一提出者。硅谷著名的互聯網觀察家、預言家凱文·凱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曾歸納過,溫度計有6位不同的發明者,皮下注射針頭有3位,疫苗有4位,電報有5位,蒸汽船有5位。這說明,當條件成熟時,新技術的問世可被認為是一種必然。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魯伯就說過,發明史是“一根充斥著類似實例的無盡鏈條”。

　　縱觀人類文明史,技術進步有著壓倒性的必然性。在不存在信息、貿易等交流可能的情況下,相距遙遠的若干個古代文明,都出現了對特定問題的相同解決方案。比如古埃及人和古澳大利亞人都發明了回旋鏢。這種解決方案反映出的是漸進而不可逆轉的、無法阻止的進程。摩爾定律、克萊德定律(計算機硬盤存儲性能呈指數倍增長,每年提升40%)、庫伯定律(每30個月,可同時進行的無線溝通數量增加一倍),在相關技術出現后也總是適用的。

　　明白了這一點,意味著我們得打破暢銷書作家及一部分科學家熱衷宣稱的科學巨人改變世界的說法,而要將達爾文、熊彼特、哈耶克等人的觀念納入科學技術進步的視域以內。英國記者、科學家、上議院議員馬特·里德利因其在科學、環境學與經濟學領域的著作而聞名,他曾出版過廣受歡迎也備受爭議的《理性樂觀派》等著作。他在新書《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中斷言,無論是經濟、文化還是科技,觀念重組、發明創造、趨勢涌現,都會呈現出強烈的自發特征,不能強加于人。

　　在這本頗具野心的作品中,馬特·里德利首先從多個角度論證了自下而上的漸進演變、漸進發展規律,認為它具有存在的客觀性,無法輕易逆轉,然后據此就公共管理、意識形態、經濟政策、互聯網等當代多方面問題的現行運行體制提出了批評。他在全書開篇時就意味深長地指出,這個世界的許多方面都提供了“不利于預言家、專家和規劃師的證據”,人們“不可能預測一個電子的位置,也不可能提前一年預測天氣”。

　　在書中,馬特·里德利探討了道德觀念、道德價值的流變,指出這種流變并不受道德哲學家的創造或主導。道德這種無形的價值觀念,隨著時間而發展,可理解為人類成長過程中彼此調整行為的、偶然化的產物,通過試錯而不斷改變。基于道德而建立并優化的法律同樣如此。而分析道德、法律流變,與人類等物種的進化適應存在著較大的一致性,即不存在刻意設計,而是一系列、復雜化的偶然設計的交疊。為此,馬特·里德利以戲謔的口吻嘲諷了近些年打著科學名義招搖撞騙的各種智慧設計論。他引入基因演變的概述,提出包括人的免疫系統在內的基因、基因系統都在遵循試錯、繁殖所組成的演化方式。

　　人類語言并不是基于先驗的、預設規則的產物,而是在長期的試錯、糾正、妥協、借用、融合等過程中形成的,且許多不同的語言系統迄今都保持著繼續演變的態勢。如果停止上述演變進程,語言(正如許多古代民族的語言)就會走向死亡。所以,人類文化中的許多重要內容比如婚姻習俗,其流變過程從一夫多妻制成為常態,到貿易崛起而“帶來了一種忠貞于一夫一妻婚姻制的全新選擇的壓力”,再到一夫一妻制成為近現代社會的法定婚姻制度,呈現出達爾文式的文化演變特征。城市、音樂、美術等其他文化的表現形式,同樣在自然而然地自下而上地演變。

　　馬特·里德利質疑當代社會許多人深信不疑的多方面價值信念、政策觀念。比如經濟問題,他認為許多熱衷于設計公共政策的經濟學家“仍跳不出創世主義的思想束縛……(相信)設計、意圖、計劃和規定,是他們造就了我們所見的秩序”。在談到技術演變和進步時,他批評過于僵化的專利制度違背了科學技術加快更新發展的自然規律,并認為政府資助科研代價過大,收效卻往往并不理想。他還駁斥了青少年教育領域的主流理論,認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被過度夸大,這使當今家長過度關注孩子學業,而忽略了對孩子社會生存發展能力的培養。他因此質疑現有的公立教育模式無法讓教學水平因素直接影響教育者的收入、等級、職業評價,在很多國家造成大量失學。他嘲笑主流的管理理論特別是領導力理論,認為專家過度夸大了由極少數領導者在企業、產業、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推崇自我管理體系。他認定,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監管及金融激勵政策造成的惡果。

馬特·里德利對于21世紀人類社會,保持了他一貫的樂觀態度:“21世紀仍將由壞消息主導的沖擊所主導,但它將更多經歷好東西的無形進步。增量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變化,將給我們帶來物質和精神上的進步,讓我們孫輩的生活變得更富裕、更健康、更快樂、更聰明、更善良、更自由、更和平、更平等,而這幾乎完全是文化演變帶來的偶然的副產物。”（原標題：鄭渝川:“一根充斥著類似實例的無盡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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