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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的結構性改變，貿易對象由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因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一些發達國家深陷其中至今也沒有完全走出危機陰霾，加上英國的退歐，特朗普當選對美國實體經濟回歸的戰略調整等，地區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呈現抬頭之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幾年前開始布局的本來當時更多考量為我國能源戰略安全的“一帶一路”、現在卻演變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位置。

　　戰略的轉變必然引起規則的改變。絲路之國中的每個國家的文化、制度、宗教、經濟狀況都大有不同，這個就必然需要我們根據各國情況做好持續性的研究安排。我國的“一帶一路”說到底是通過貿易方式來促進戰略目標的實現。可是在多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貿易，也必然會出現一些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等認識上的差異，這種差異有時可能會使貿易難以進行下去，所以這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的主基調是求同存異，尊重各國文化差異進行之間的平等交流。

　　但“一帶一路”的風險還是存在的。建設“一帶一路”，并不是中國單方面搞援助、做慈善，而是要按照市場規律辦事。所以隨著“一帶一路”漸漸進入發展新階段，我們要做好以下三個準備或許能使風險最小化。

　　一是我國對創新能力的提升的準備，用技術優勢來引領“一帶一路”。有人把“一帶一路”比作美國的米歇爾計劃，當年美國與蘇聯的競爭，利用二戰時歐洲人才幾乎都移民到美國，靠這些人才的研發優勢和本土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美國軍事經濟逐漸領先世界。但美國想要國家長期維持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戰略均衡就必須有輸出的商品市場。再說當時歐洲經過戰爭的打擊，一片廢墟百廢待興，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所以米歇爾計劃在這個多重因素下推出當然比較容易獲得成功。

　　而當前我國面臨的格局是與絲路國實現優勢互補，“一帶一路”也等于是實現擴展我們的戰略空間。但由于我國技術優勢不明顯，除了比例很小的例如高鐵技術在國際領先外、其他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存還在不小的差距，真正的主流高精尖技術還掌握在西方人手里。這個就與當時米歇爾計劃中的美國科技冠絕全球不能同日而語。

　　就經濟而言，甚至西亞一些國家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國，民眾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比我們高端。這樣我們國內的技術創新就亟待提高。不是我們把路修好了，絲路國家就自動與我們有貿易往來，創新跟不上，就會引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向絲路國“倒灌”。所以創新是關系“一帶一路”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二是要有放開我國民間資本的準備，使民間投資也能參與“一帶一路”，提高投資效率。“一帶一路”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民生。國內民間投資的急劇下滑，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嚴重，再加上國企的壟斷，一些民間資本無處可投，所以必須對民間投資要找個溢出的通道。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私企往往比國企更懂得如何應對交易費用，生產效率往往也比國企高。所以，民間資本是“一帶一路”中效率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再說如果民間資本能走出國門，會減輕國內貨幣過剩壓力，不但會消去房地產過熱之憂，還能在國外再造一個“海外中國”，擴增藏富于民的范圍，以保證中國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的安全。如果我們擁有龐大的海外資產，即使國內發展速度慢下來、也可以通過海外資產增長來實現經濟體量的增益補缺。

　　三是“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要以市場化方向為標準的準備，市場化運作是實現經濟良性循環的基礎。“一帶一路”有一些國家處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對能源基礎設施需求很大，對資金需求也大。但當前我國的資金融通銀行占據主要位置，市場化的結構能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所以就離不開市場化程度高的銀行的參與。

　　資金融通通過商業化銀行，那就一定要按照商業銀行的管理方式來應對。比如建設銀行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行業比較熟悉，就由建設銀行來承擔絲路國家的基礎建設。中國農業銀行在國內涉及農業生產中積累大量經驗，絲路國家中很多農業產業基礎需要提升的，應該交由中國農業銀行來對口支持，促進絲路的農業發展。

　　還有一些商業銀行，都可以在各自熟悉的領域進行活動。這樣既能最大限度減少投融資中的跨界風險，又能減少絲路國的盲目投資。當然我國銀行參與海外基礎設施建設，一定要遵循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市場化原則。才能維護我們銀行在國外的穩定運行，保證絲路國在發展中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實現雙方的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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