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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的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國財長Mnuchin拒絕支持G20長期以來抵制保護主義的承諾，使得各國轉為同意“加強貿易對經濟的貢獻”。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但因中國對美國存在較大的貨物貿易順差，貿易逆差約占美國貿易逆差的一半，甚至超過排名二至四位的德國、日本和墨西哥的總和，因此中美貿易關系處于失衡狀態，美國政府和學界對該問題高度關注。

從2016年4月開始，財政部制定了針對主要貿易伙伴的“監測清單”，根據法定標準對列入清單的國家予以密切關注。在今年4月發表的最新報告中，美國的六大貿易伙伴被列入清單，包括中國、德國、日本、韓國、瑞士和中國臺灣。

中美可能發生貿易沖突

根據特朗普的競選言論，美國政府計劃促進就業增長并由其重視制造業，鑒于中國和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較高，以及中國作為制造業強國的現實，中國很容易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新潮中的打擊目標。

特朗普政府可能會繼續使用貿易救濟手段來對抗中國。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哈繼銘認為，其考慮使用的措施之一是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高額關稅。

不過，美國在解決與中國的貿易糾紛方面可能不再遵守WTO準則。CF40訪問學者翟凡認為，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對美出口迅速增長這一事實使得特朗普和他的管路團隊中的一些核心成員認為，中國的世貿成員身份增強了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不正當競爭優勢。特朗普所提名的貿易代表Lighthizer稱中國濫用作為世貿成員國的權利。他認為，由于世貿組織規則限制使用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那樣的單邊貿易執行機制，世貿組織的框架削弱了美國對中國貿易活動采取有效反制措施的能力。世貿組織冗長且行業細分的爭端解決機制不利于應對中國這樣存在大量國有企業和政府補貼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有鑒于此，他認為應遠離世貿組織規則以增強美國貿易政策的效果，而這代表的可能是特朗普貿易團隊中的主流觀點。

“如果美國繞過WTO制度解決美中貿易爭端，可能會對從中國進口產品強制征收特定種類的關稅和實施進口配額制度，或征收邊境稅。從行業的角度看，中國對美國有較大順差的行業可能成為征收懲罰性關稅的目標。”

從這個標準來判斷，電信設備、機械制造、數據處理機、各種金屬制品、家用電器和汽車零部件可能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的對象，花旗銀行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

特朗普本人青睞弱勢美元，以增強美國企業和產品的競爭力。前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認為，借鑒過去的經驗，美國仍可能通過政治手段迫使貿易逆差來源經濟體在匯率問題上讓步。若美國和其他經濟體匯率協商失敗，實施全面的貿易保護，短期內則會使資金回流美國推升美元。

中美貿易差額的鍋要由美國背

管濤認為，實際上，中美貿易差額更多取決于美國自身經濟結構失衡的程度：美國經濟繁榮時，國內需求旺盛，從中國進口更多的產品導致貨物貿易逆差擴大，此時，即便壓縮了對華貿易逆差，也會轉化為對其它經濟體的貿易逆差；相反，貨物貿易逆差增速下滑甚至負增長的幾個時點都對應著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國內需求不旺。

在全球價值鏈的貿易格局中，美國跨國企業利用海外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進行生產，再將產品銷往美國。據美國經濟研究局（BEA）統計，美國海外分支機構直接向美國或者美國母公司出口的金額占看了美國進口總額的40%以上，近兩年更是高達45%以上（圖表10）.中國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盡管中國對美國有巨額的貿易順差，但事實上大量順差是外商投資企業，包括美國在華創造的。

從2006年和2016年美國對中國所有進出口的貿易重疊度來看，產業結構角度上，中美之間的競爭力并不強，而是高度互補?；诖?，中美經貿之間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發揮比較優勢，有助于美國夕陽產業的順利推出，更低的商品價格有助于美國消費者福利和儲蓄率的提高；中共經濟的持續增長，將從投資和消費、貨物和服務貿易等方面，向美國產出正面溢出。中國有可能繼續對美保持貿易順差，但可以通過民間投資的方式，為美國改善其基礎設施，創造就業機會，實現中美經貿合作的共贏。

如果美國發動貿易戰，中國如何回應？

1、聯合歐盟向其施壓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所長Adam Posen認為，中國應聯合歐盟日本向特朗普政府施壓。

“我認為，中國應該以一個建設性的方式和特朗普政府進行溝通，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應該是這樣。中國和世界應該給美國一個兩年的窗口時間，因為現在特朗普政府需要有時間去理解，去更好的感受國際系統帶來的好處。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在未來幾年沒有辦法意識到這一點，而且他們使得美國貿易逆差進一步惡化的話，中國和歐盟、日本應該一起合作，擔負起責任來給美國施壓。這個就是習主席曾經在達沃斯論壇的時候說到過的，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是有責任這樣做的。這個也是會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p>

2、報復

中國在未來的中美貿易風暴中可能不得不采取被動的態度，部分原因是中國需要時間來確定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底線，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CF40訪問學者翟凡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有強烈愿望在互相讓步的基礎上通過談判達成一個宏大的協議。不過，如果美國對中國實施懲罰性貿易措施，中國肯定會報復。但中國可能將報復局限在貿易范圍內，以避免危機整個雙邊關系。

作為貿易方面以牙還牙的報復，中國可能對與美國存在較大貿易逆差的行業實施同樣的關稅或配額政策，如飛機、油料、大豆、木材和紙漿、乘用機動車輛等。中國也可以將貿易限制延伸到美國方面順差不斷擴大的服務業，如旅游和教育行業。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還可以停止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如果特朗普政府實施45%的關稅，中國很有可能會對美國的進口實施同樣的關稅，從而導致全面的貿易戰。

也有人認為，中國有可能參照2010年對日本的做法，對美國禁止出口一些戰略物資，如稀土。但翟凡認為這可能不是一個有效的威脅，因為中國在國際出口市場中具有壟斷地位的戰略物資非常有限。即使是稀土，雖然中國生產和提煉了世界上近90%的稀土金屬供應，但只占全球儲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國以外不乏稀土礦床。中國要在國際出口市場占壟斷地位，關鍵不是靠可獲得的資源，而是靠激烈的價格競爭，這也表明這種壟斷權在很大程度上是暫時和虛幻的。

讓人民幣大幅貶值是市場分析人士經常提到的中國政府對美國敵對貿易行動的對策之一。不過，翟凡認為，如果美國不把中國定義為貨幣操縱國，并征收反補貼稅，中國不太可能打人民幣的牌。人民幣大幅貶值將加劇資本外流壓力，壓低國內資產市場，破壞金融穩定。中國的決策者在堵塞中國資本賬戶管理漏洞或者解除潛在的債務炸彈之前，可能更愿意維持匯率穩定。至少在不久的將來，人民幣匯率穩定符合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最佳利益。此外，大幅貶值的貨幣將使美中雙邊沖突多元化，將貿易戰爭轉變為全球貨幣戰爭。這只會使整個情況升級和復雜化。但是，不能排除中國利用人民幣貶值甚至是一次性的大幅貶值來作為應對美國全面貿易戰的最后手段。

3、加快結構性改革和市場開發，避免與美國產生沖突

如果美中爆發貿易戰，兩國貿易都會受到消極影響，在短期和長期都造成GDP和福利的損失，相當于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從這一角度來看，對中國來說，與美國在雙邊貿易方面采取以牙還牙的對抗或許并非好的選擇。中國可能需要考慮超越商品貿易之外的辦法來應對特朗普的貿易威脅。

在7日發布的《CF40-PIIE聯合報告》中，中美兩方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特朗普政府仍然決定要針對中國和其它貿易伙伴的雙邊失衡采取措施，中國需要兩個層面上的戰略：一個是短期內緩和緊張局勢的戰略，一個是在短期戰略失效時的中期戰略：

在短期內，中國應該做出表面上溫和的回應，調整自身行為或法律結構，而不是政策目標和經濟結果。比如，中國政府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官方或國有企業購買更多美國產品，同時擴大金融、旅游等服務業的開放程度。這些服務業都是美國能夠出口的。這一切將與特朗普政府的破壞性“購買美國貨”運動和政府采購限制形成鮮明對比，并在獲得新機會的美國企業中制造出明顯的“贏家”。

另一個例子就是中國從美國進口更多的能源，天然氣和石油。盡管這會取代部分從俄羅斯等其他國家的進口，但其根本上是使美國繼續放松能源政策管制。此外，中國可以要求特朗普政府減少對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的限制，這也使美國更加接近自由市場，促進對中國出口的大幅上升。

中國也可以加快國有企業改革。這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同時也會給美國帶來很大利益，并在整體上緩解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國有資本主義”是美方對中美貿易環境的重要關注，這有一定的正當性。盡管過去四十年來國有經濟的市場份額已經大幅下降，但國有企業在金融、電信等服務行業仍然占主導地位，政府通過不透明的形式為企業提供補貼、優惠貸款的現象仍然存在。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和市場化進程可以削弱貿易伙伴對中國的指責。如果中國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減少鋼鐵和鋁業的產能過剩，這將會適時的給特朗普政府制造一個“勝利”，盡管中國鋼鐵生產商的真正競爭度對手是印度、韓國和土耳其。并且這將改善中國的生產率。

當然，這些措施不會使中美的雙邊貿易赤字大幅下降，至少短期內肯定不會（長期影響及對中國或美國的整體貿易平衡的影響都很?。?。基于匯率及美國與其他地區增長率上的差異，在特朗普2020年第一屆任期結束前，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將比現在更多。類似1980年代中期的情形，財政寬松貨幣緊縮的政策組合追回增加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而中國對美國的雙邊順差可能會上升。所以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和2020年選舉期間，仍然承諾減少與中國及其他經濟體的雙邊貿易赤字，則很可能會有令其沮喪和尷尬的結果。1980年代中期的情形很有可能重演，但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團隊對貿易和全球化的敵對意識形態意味著美國政府將對中國和其它主要貿易伙伴采取單方面的保護主義政策。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也需要對特朗普政府可能的施壓作出中期回應。這個計劃應該主要是多變的。首先，利用國際體系中的現有手段，從法律上挑戰并在適當情況下報復美國的保護主義和欺凌行為。中國應該盡可能地抑制單方面報復打擊的沖動，因為其結果雖然會損害美國但仍是雙輸的。相反的，中國應該通過世貿組織等途徑去盡可能地打擊美國的壞政策。第二，中國應與其他經濟體一起，聯合抵制特朗普違反以前美國政府常規做法或規則的行為。這就意味著中國與歐盟和日本、韓國一起抵制美國，維護現有制度。這也意味著中國可以通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協議，積極推動區域和其他自由貿易協定，但最好是以開放的區域主義為原則。這將導致可見且合法的貿易轉移和美國企業機會的喪失，讓美國看到其做法的錯誤。

保持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密切的經貿關系，不僅將有利于兩國，而且有利于全球經濟。美中經濟發展階段和稟賦結構不同，經濟結構互補性強，為合作奠定了堅定的基礎。雙邊貿易關系中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是兩國經濟宏觀和結構性失衡的結果，這需要從更長遠和更寬泛的視角來解決。訴諸保護主義政策不利于解決美國貿易不平衡和制造業就業問題，而是損害了整體經濟效益和消費者福利。貿易保護中沒有勝者，超越經濟和貿易層面的美中沖突更將進一步危機全球。

翟凡認為，在新一輪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威脅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中國也可以換一種思路應對挑戰。在單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做出更大膽的舉動，以及在促進區域一體化安排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方面發揮更大的主導作用，不僅有利于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獲得道義上的高地，也有利于中國經濟長期的改革和發展。通過上述努力，中國有可能與亞洲鄰國迎來全球化的新時代，使得世界經濟免受保護主義擴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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