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粵港澳三地政府以及國家發改委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下簡稱《框架協議》)，明確提出，努力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區，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由改革開放早期的“借船出海”到后來的“造船出海”，再到如今的“并船出海”，地緣相近、人文相親的粵港澳三兄弟經過多年的各自生長，已經到了抱團打拼、形成合力的最佳時機了。

　　進入灣區時代

　　7月4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主持召開廣東省政府常務會議時表示，逐項落實《框架協議》內容，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修改完善工作。

　　7月5日，以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主題的2017年穗澳合作專責小組會議在澳門舉行。會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和廣州市商務委員會簽署了《穗澳會展業合作備忘錄》。

　　同一天，“深化莞港合作，打造對外開放新支撐”交流會議在香港召開……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活動，都在傳遞著一個信號：新的國際一流灣區正在趕來的路上，粵港澳大灣區崛起指日可待。

　　事實上，近日占據輿論暴風場的粵港澳大灣區，并不是一個新鮮事物。

　　從1994年的學術界討論，到近年來廣州、深圳、佛山等地方政府政策文件的頻繁觸及，再到今年“兩會”期間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上升至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用了二十余年的時間。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初始的“地區”到落錘定音的“灣區”，僅是一字之變，卻激起了無限想象。因為從世界經濟版圖來看，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處，世界級城市群也大多分布在灣區。

　　“灣區是一個具有濃烈海洋色彩的地理概念，開放是其天然屬性。”陳耀說，在積極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當下，中國非常需要一個自己的一流大灣區。大灣區的興衰高度依賴國際貿易體系，同時，其發展也在深刻影響著國際貿易體系。

　　從地理概念來看，灣區是指由一個海灣或是相連的若干個海灣、港灣、臨近的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

　　在區域規劃中，灣區多用于描述圍繞沿海口岸分布的眾多海港和城鎮所構成的港口群和城鎮群，由此衍生的經濟效應被稱作“灣區經濟”。

　　靠港而生、因港而興的發展鐵律在灣區體現得淋漓盡致。在近年來全球經濟競爭中，憑借海灣的地利整合優勢資源，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三大灣區先后崛起，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雁。

　　“三面環山，三江匯聚”，坐擁漫長海岸線以及優良港口群且雄心勃勃的粵港澳，確有比肩國際一流灣區的“硬實力”。

　　近日，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之一)》(以下簡稱《報告(之一)》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最有條件建設灣區經濟的先行區，外向型程度最高，內部聯系也日益密切，具有密集的產業集群和香港這樣的世界級城市，有望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競爭，成為國家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臺。

　　據《報告(之一)》預測，“粵港澳大灣區只需6年即可超越東京成為全球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

　　“并船出海”

　　陳耀認為，“粵港澳三地相互需要，未來粵港澳的合作將是不同經濟形態的優勢互補，比如港澳的專業服務+粵制造，港澳的科技+粵制造等。”

　　陳耀分析稱，香港現代服務業占據主導，金融、醫療、旅游、貿易、物流、法律、會計、商業管理、餐飲等行業發達，但由于制造業成本上升，產業發展空間有限，一些國際資本以及科技研發成果難以產業化；在博彩業受到沖擊后，澳門也需要空間來推動經濟的適度多元化；而產業化發展空間相對充足的廣東9城有著“世界工廠”之稱，制造業基礎雄厚，在向先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又需要港澳的資本和專業服務。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日前也表示，期望結合穗澳雙方優勢，通過提升兩地市場一體化水平，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有序自由流動；加強產業合作，推進穗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在陳耀看來，《框架協議》中支持重大合作平臺建設的描述尤為亮眼，比如“推進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重大粵港澳合作平臺開發建設，推進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基地建設，支持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中山粵澳全面合作示范區等合作平臺建設……”

　　陳耀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有兩個扇面，一是帶動泛珠三角地區，尤其是東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發展，縮小發展差距；二是輻射半徑延展至東南亞、南亞地區，成為聯通“一帶一路”的巨型門戶，形成重要的經濟支撐帶。

　　2015年3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首次完整提及“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相較于以前文件中的“灣區”表述，頂層設計對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寄予厚望。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中，中國需要結交不同的經濟體制、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合作伙伴。陳耀認為，“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四大核心城市”的多元格局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靈活的制度安排；同時，積極進行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機制上的探索試驗，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參考。

　　“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港澳的步子走得更快，在國際貿易準則、營商環境等方面比內地更接近國際標準。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實現灣區內的要素自由流動，還要積極推動粵港澳‘并船出海’。”陳耀說，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三個自貿片區要對標港澳兩地，先行先試，步子邁得再大一些，發展成為大灣區的增長引擎。

　　對于“大門開了，小門沒開”的現象，陳耀坦言，粵港澳三地在具體政策、法規、標準上存在著差異，實際操作往往會遇到問題。陳耀說，和早期香港制造業移至珠三角不同，大灣區建設中的粵港澳合作勢必升級，具有更高端價值的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需要內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政策協調。

　　陳耀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打破大灣區內不同的社會制度間的壁壘隔閡，11個城市和地區間做到錯位發展、經濟共享，真正地實現大灣區內要素的自由流通。

　　因城施策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路徑以及灣區內9座城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定位一直牽動著各方的目光。

　　陳耀指出，要想形成真正的灣區，灣區內各城市的定位就必須精準，功能明確，分工合理，優勢互補，在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動下，因城施策，“順市而為”。

　　《框架協議》根據粵港澳三地產業優勢，提出各自分工，并要求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其中，廣東構建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基地；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澳門則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除此之外，中山、東莞、佛山等地方政府也開始根據自身發展條件以及灣區定位積極謀劃。

　　比如，東莞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制造中心的角色定位，并計劃在產業發展、交通建設、生活環境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對接融入。

免責聲明：本網站所有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請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