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6年全國平均工資數據。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7569元，比上年增長8.9%；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2833元，比上年增長8.2%。但也有不少人感覺自己的收入低于平均工資，并引發“你拖平均工資的后腿了嗎”之類的吐槽。

　　從“十一五”規劃開局的2006年至“十三五”規劃開局的2016年，11年來我國的平均工資總體增長情況如何？還存在什么樣的問題及如何改進？《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了國內勞資問題資深專家、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請他從專業角度解讀近年來我國平均工資的變動情況。

　　2016年IT業平均工資首超金融業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查詢近年的數據了解到，2016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7569元，相比2015年的62029元，增加了5540元，增長率為8.9%。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的表現也很搶眼，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2833元，相比2015年的39589元，增加了3244元，增長率為8.2%，略低于非私營單位的增長率。

　　平均工資增長，與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密不可分。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2016年我國GDP維持了6.7%的增速，經濟增長態勢總體上比較平穩。在此基礎上，平均工資自然水漲船高繼續保持增長態勢。

　　在此前提下，各地大都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調整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比如北京，2013年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400元，經過連續3年提高后，2016年北京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達到了1890元，3年間提高了490元。

　　不僅北京，2016年，全國至少有9個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10.7%。不少省份還調整了企業行業的工資指導線，從政策上保證低收入職工的實際工資水平不下降或都能有所增加。

　　平均工資增長這份功勞，有相當大一部分要歸功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新舊動能轉換加快，不僅保障了平均工資持續增長，還促使去年平均工資的增速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全國范圍看，IT業平均工資水平首次超過金融業，在各行業門類中排名首位。數據顯示，2016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年平均工資為122478元，而金融業年平均工資為117418元。

　　這是近年來IT業平均工資首次超過金融業拔得頭籌。蘇海南認為：“這些行業勞動者的平均工資水平達到第一位，是一個很好的導向，表明創新創造行業企業的效益提高，同時中央強調的實施以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正逐步落實。金融業的收入由一直高居榜首降到第二位，也是一個好勢頭。虛擬經濟行業的工資本身就不應該太高，現在由第一位降為第二位，也是我國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一個好的走向。”

　　信息、環境、教育和文衛體娛等行業增速高于平均水平

　　隨著現代服務業的蓬勃發展，相關行業工資增幅也大多高于平均增幅。數據顯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9.3%，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增長9.7%，教育業增長11.9%，衛生和社會工作行業增長11.7%，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增長9.8%，均超過8.9%的平均增幅。

　　這些行業工資的較大幅度增加，跟去年中央密集出臺的一系列增加收入的政策密切相關。

　　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接連發布《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關于進一步推廣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經驗的若干意見》《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等文件，在醫藥衛生行業的公立醫院建立符合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包括建立靈活用人機制和推進薪酬制度改革；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探索推進相關改革，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獲得合法收入。

　　“這些相關政策對醫生、教師、科研人員等人群的收入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行業職工的工資收入增長，體現了中央關于激活重要群體的活力、增加重要群體收入的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實。”蘇海南分析說。

　　官方解讀“為何個人感受與數據不一致”

　　盡管包括現代服務業在內的多個行業工資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提高，不少群體的工資也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但還有一部分低于全國平均工資水平的群體。于是，這些網友感嘆說“自己又拖后腿了”。

　　對于網友們吐槽的“個人感受與數據不一致”的情況，這次官方也給出了回應。

　　北京市統計局在解讀中指出，平均工資包括從個人工資中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個人繳納部分；但是對勞動者而言，工資的概念往往是稅后工資、實發工資，因此平均工資水平及增長與個人感受存在差異。

　　北京市統計局還表示，平均工資數據分別反映的是全市城鎮非私營、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水平，由于行業、隸屬關系、單位性質、經濟效益及個人所在的崗位不同等諸多因素，工資水平客觀上存在差異。所以，每個人對平均工資水平及增長的感受也不盡相同。

　　重慶市統計局解讀稱，各類平均工資數據反映的是全市或某一類單位、某個行業的平均水平。由于工資分布是典型的偏態分布，即少數人工資水平較高，多數人工資水平較低，所以多數人的工資水平會低于平均工資。對個人而言，工資水平及增長速度會因所屬單位的行業、地區、性質、企業效益及個人所在崗位的不同而感受不同。

　　官方的釋疑，主要是說平均數難以全面反映各類用人單位及其勞動者工資水平情況，多數人處于“拖后腿”的狀態中。事實上，即便用稅前工資進行計算，很多人依舊達不到平均水平。學者又是如何看待“拖后腿”這個問題呢？

　　“這是由我國工資分配格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所致，目前我國的工資分配是一個金字塔形格局，上面人較少，中間的人也不多，低于平均工資水平的人多。”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我國地域遼闊，行業眾多，各地區、各行業收入差異較大，“例如金融機構的普通職工年收入輕松達到20萬元，而很多行業的職工年收入不到5萬元，相當一部分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低于平均工資，所以會有一部分勞動者說自己拖了后腿，這也是這種結構性矛盾的具體表現。”

　　鑒于平均數難以全面反映各類用人單位及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蘇海南建議：“在公布平均工資數據的同時，可以公布各地區、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工資的低位數、中位數、高位數，這樣能更全面反映實際情況，大家也能準確找到自己的位置。”

　　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20856元，2016年則為67569元，11年間增加了46713元，平均工資增長了2.2倍。

　　不僅非私營單位，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也有較大幅度增長。從有數據統計的2008年開始，城鎮私營單位的平均工資從17072元增加到2016年的42833元，9年間平均工資增加了25761元，增長了1.5倍。

　　從年增加額分析，從2006年到2016年，無論是非私營單位還是私營單位，平均工資增加額并不是一以貫之地呈逐年擴大趨勢，而是呈波浪式上升，在個別年份有起伏。

　　比如，2009年的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增加額是3346元，相比2008年的4177元，下降了831元；2011年該數據達到階段性峰值，為5260元，之后的2012年、2013年、2014年連續3年略微下降，2015年又達到了5669元的另一個峰值。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這一年，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增加額達到2006年以來最大值，為5669元，增長率為10.1%。但是，這一年的GDP增速僅為6.9%，出現了平均工資增速快于經濟增速的現象。

　　在蘇海南看來，2015年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增加額之所以最高，主要得益于2014年12月中央定調經濟結構調整，調結構推動部分行業企業效益提升、深化薪酬改革，以及當年機關事業單位因養老金制度并軌適當增加職工工資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國家調節收入差距的大背景也為提高平均工資提供了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年份是2009年。這一年，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增加額為3346元，是2006年以來的最低；不僅如此，私營單位平均工資增加額在2009年也是最低值，為1127元。

　　“主要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一年很多行業的生產都受到影響，導致工資的增長速度減慢。2008年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的增長率還是16.9%，但到2009年就陡轉直下，僅為11.6%了。”蘇海南說。

　　非私營單位工資明顯高于私營單位，后者僅為前者63.4%

　　“十一五”以來，私營單位工資水平與非私營單位一直存在較大差距。

　　從工資水平看，2016年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2833元，僅相當于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的63.4%，二者之間差距明顯。

　　從增長幅度看，2016年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比2015年增長8.2%，低于城鎮非私營單位0.7個百分點，但比2015年1.3個百分點的差距有所縮小。

　　除工資增幅外，從平均工資水平看，不僅2016年，從可統計的2008年到2016年9年間，非私營單位的平均工資無一例外均高于私營單位。

　　對于兩者工資水平差距較大的原因，蘇海南給出了解釋：“主要是非私營單位包括了特大型、大中型央企和地方大中型國企、外資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等，其中，大中型企業居多，這些企業因投資較多、生產經營環境等相對較好，人力資源素質也較高，因而勞動生產率比較高，其工資水平相應也比較高。而私營企業多數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勞動生產率低于非私營企業，再加上私營企業大都沒有完全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勞動者議價能力也不強，導致工資水平明顯低于前者。長此以往，這種工資結構差異不利于非公經濟的發展，不利于更好地體現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

　　要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蘇海南建議：“接下來要進一步改善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進一步促進提高私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在這個基礎上，采取工資集體協商等措施，逐步健全私營企業的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合理地提高私營企業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使他們的工資水平與非私營單位的不合理落差能夠逐步得到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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